他们尽管对中国的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较低。
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亦加重了这些年轻人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相比于留守人口而言,农民工更易患心理疾病,因为他们得适应新的环境,并且得不到家人和社会的支持。
就中国而言,户籍制将人口分成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这令农民工生活更加艰难,他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和医疗,在工资和待遇上也饱受歧视。
像郑这样既受过良好教育,也精通网络的新一代农民工,对城乡发展差距的感触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深刻。
郑的父母外出打工只为一件事:在城里赚钱,然后回家。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郑想当一名室内设计师,希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想自学设计课程,但就是很难挤出时间。
郑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父亲做点小生意,母亲在干家政服务,他们对儿子的想法嗤之以鼻,说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程说:“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更加重了一些年轻农民工的焦虑抑郁情绪。”
许多农民工的生活就局限在产线和宿舍之间。他们是可以跳槽,而且和父辈相比,他们也确实更加频繁跳槽,但想跳到更高层次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比如说当设计师。
郑从小就和爷爷奶奶在四川老家生活,所以他同父母的交流并不多。
郑知道自己应该为家人在身边而感到幸运,但他在这里还是会感到孤独。
他在深圳的朋友不多,都是来自四川的年轻农民工。由于时间、经济和倒班上的限制,他们也不能经常见面。
他总希望有天能在成都定居,因为他在那里曾度过了两年的大学(专科)快乐时光。
政府近期公布了放宽户籍限制的通知,旨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帮助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但这个过程漫长而缓慢。
程说:“我们必须对(农民工的)心理疾病引起重视,它是导致自杀的根源。”
他建议在农民工工作地点开展免费的心理健康测试,将他的“积极心理干预”理论付诸实践,设立热线电话和咨询服务,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交机会。
就算程教授的想法能实现,也还是有一个大问题,因为还有很多像郑这样的年轻农民工,他们内心的挣扎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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