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办企业成捞钱的金库
在安小予被调查后不久，另一所全国著名高校——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也因为经济问题被调查。和安小予不同，褚健的问题出在校办企业上。
褚健出生于1963年，浙江海盐人。1978年，15岁的褚健在恢复高考后第二年，顺利考入原浙江大学化工系工业自动化专业。1984年，褚健硕士毕业。随后他前往日本京都大学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仪表专业学习，1989年获博士学位。和安小予、蔡荣生不同，褚健的学术履历相当辉煌。作为中国控制系统工程领域的顶级专家之一，他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并且是国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首批特聘教授。就在案发前，褚健还进入了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第一轮候选人名单。
褚健是浙大培养出的学术明星。从日本学成归国后，他再次进入了浙大博士后站做研究工作，1991年后，开始在浙大任教。1993年，年仅30岁的褚健晋升教授，第二年就成了博士生导师，随后他又参与创建了浙江中控科技集团并担任总裁。 2005年，褚健正式出任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分管人事处、后勤集团以及两家校属企业。此外，他还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同事曾开玩笑说，“除了长寿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之外，褚健已经得到了一切。”
从2013年10月开始，褚健被立案调查的消息陆续传出。直到12月底，这一消息才被确认。业内人士称，褚健运用了高超的股权腾挪术，将校办企业变成了自己捞钱的小金库。
据了解，褚健被调查与之前中控集团涉嫌侵吞浙大海纳资产一事有关。浙大海纳是1999年由褚健等人发起成立的公司。该公司曾酝酿上市，根据当时的招股书，浙大海纳上市时核心资产主要有3块，即浙江大学半导体厂、杭州浙大中控自动化公司、浙江大学快威科技产业总公司经营的业务。这3块业务，经由资本运作，先后被剥离，并试图再次包装上市。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此过程中，浙大海纳涉及自动化业务的资产被侵吞，而褚健正是当时的负责人。
有消息说，在案发前，已经有不少人在举报褚健，不过都无结果。这次是一位非常有分量的教授举报褚健，才导致他被调查。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对褚健的调查早在2012年8月已开始，除了上市公司的经济问题外，还包括科研经费等方面。
高校缘何频频中招
“高校早已不是清水衙门，这给权力制造了寻租空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家加大对高校投入，有不少学校面临搬迁和建设新校园等问题。因此，在基建工程、物资采购、财务管理、校办企业等领域，容易滋生腐败。以基建为例，高校领导在基建领域的腐败，主要存在于招标时的贪污受贿。在工程招标时，学校作为大甲方，由领导决定将工程给谁不给谁，往往就会面临腐败陷阱。很多领导因为经不起诱惑，谁给我回扣多，我就把这个项目给谁，以权钱交易的方式进行贪污受贿，最后锒铛入狱。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高校贪腐的根源在于过度行政化。由于高校权力体系单一，高校领导只需对上级负责，权力的过度膨胀，使得一些人无所顾忌，敢于去腐败。就招生而言，招生腐败根源就在于计划，有权的人才能计划。现在高校招生，就是行政主导的大学管理体制让行政权力过度参与到了自主招生的过程中，导致了各类腐败的发生。
其次是监督机制缺失。随着高校领导的权力越来越大，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却并没有及时跟进。在校办企业创建过程中，因为人财物与高校紧紧捆绑，高校领导容易权力与利益相套，常常利用产业产权或成果转让营私舞弊。这样一来，国有资产容易被当作“唐僧肉”，校办企业也逐渐成为学校高层腐败的小金库。而近来的腐败多出自名校，不是因为其监管难度大，是有社会影响的因素。任建明说，过去我们顾虑到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所以名校的案子查得比较少，现在这种情况正逐渐改变。因为名校拥有的资源更多，一旦招生、办学，领导干部、企业家都愿意到名校来，名校能争取到的国家拨款更多，科研经费比重更大，因而腐败的可能性也更大。
任建明认为，高校的腐败不仅集中在经济问题，还有生活作风等方面的腐败，近日中科院副所长王文、陕西省委党校副校长秦国刚先后爆出“艳照门”，令舆论哗然。身为高校领导，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折射出自身道德观念淡薄的同时，也将高校声望带至谷底。
“向内看”和“向外看”
在2002年和2010年教育部就曾发布《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和《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办法》明确规定“财务、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情况”，应主动公开。可这些文件，却在很多高校校长们的“一言堂”里成为了表面文章。
储朝晖认为，当前高校治贪，需要依靠一个完善的体系。“首先是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是治腐的根本”，储朝晖说。他认为对学校可以推行一种“牛吃草”的机制：每个学校相当于一头牛，放牛的时候吃草，每头牛都会找最好的草吃。这好比如果没有行政和计划，每个学校在招生时也都会想招最好的学生。这个时候负责人不会利用招生的权力去腐败，也不会利用企业创收而白白毁掉自己发展的根本。
其次是学校内部要建立规范权力的机制。这种机制包括学校内部的公开透明，同时也要有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储朝晖解释，因为权力层级低，监督教授往往比监督行政部门要简单得多。“外部监督、巡视组是有限的，因此在专业的机制之外我们还需要全方位的信息公开，让媒体、公众，一眼看到底。”
任建明认为，高校反腐也需要标本兼治。一方面，高校反腐应按照十八大以来强调的“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加大打击力度，以形成威慑。另一方面，高校腐败要治“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主张和措施，意在不断完善学校内部的治理结构，改变校长或者书记的“家长制”，让广大师生有适当的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
“很多措施其实不需要原创，我们可以看看国外一流大学。”任建明说，纽约大学也是自主招生，都招到我们中国来了，为什么人家不买分？它的章法和治理结构是怎样的，我们都可以学习。或许，正如孔子在《论语》中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适时地“向内看”和“向外看”，会给我们的高校治腐更多启发。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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