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发现，这一次校企产权私有化的动作，褚健家族是最大的获利者。
长期研究企业发展史的吴晓波告诉本报记者，这是中国企业变革史上一段迄今仍然争议重大的公案：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企业界发生过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有、集体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其中，苏南及浙北地区就有相当大的国有、集体企业被私有化，从客观上看，这无疑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的“惊险一跃”，中国民营资本集团的格局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下来的。
记者查阅同期的国企产权重大案例发现，海尔、长虹、TCL、春兰及科龙等公司的产权改革，其产权清晰化方案多被诟病。香港学者郎咸平甚至针对上述企业进行过一次影响巨大的质疑，但均告无疾而终。正如已公布的信息，中控科技的产权清晰化，正发生在2003年。
吴晓波说，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没有出台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因为没有规矩，因此每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法暧昧甚至涉嫌违规。从现行法律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以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严格追究，每一个产权获益者都有“侵吞”之嫌。
“官方从来都没有公布过非违规法则，但企业的发展需要产权的清晰，谁都在违规，可是只有一两个人被处罚，这就是制度性的问题。”吴晓波说。
10年过去了，当年旧账再次被翻起，褚健或许只是一个个例，一大批在那个时代获益的企业家又将如何面对当年的“原罪”？
高校校企腐败的“必然性”
近两年，是浙江大学的多事之秋。
2012 年6月28日，浙江大学水环境研究院院长陈英旭被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7月12日被依法逮捕。次年3月19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陈英旭涉嫌贪污案，陈英旭被指控授意博士生陆续以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等手段，将1022.6646万元专项科研经费套取或变现占为己有。
据悉，这是目前为止最大数额的科研经费贪腐案。而褚健被指控的罪名如果成立，那么他的涉案金额可能将刷新高校领导职务犯罪的纪录。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说，褚健被捕一案，被疑与其开办公司侵吞国有资产有关，教育部多年前曾要求高校清理校产企业，理清校企关系，但不少高校一直未理清。 与社会舆论认为高校应该“纯净”相反，如果缺乏对校领导行政权力的制约，大学的贪腐可能更隐蔽，甚至以教育和学术的名义使贪腐看起来更加“名正言顺”。
他认为，高校实际上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比如，不少大学的校长既被认为是教育家，同时又是著名学者，还拥有副部、正厅的行政级别；多年前，还有校长担任校企董事长，身担多职。乐观来看，这是能者多劳；但从现实出发，这更是权力通吃、利益均沾。行政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既可凭借教学成果奖入选国家教学名师，谋求教育利益；又可申报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享受副部、正厅待遇，谋求学术利益。
近五年，江西因基建腐败落马的高校官员达14名，其中校长级的有3名。武汉市已有8名厅级高校领导因基建等贪腐问题落马；2011年，安徽4所高校工程建设贿赂案件总计38件，查处副处级以上干部13人。2013年以来，更出现高校校长密集被查处的事件。8月，南昌航空大学原党委书记王国炎被一审以受贿罪判刑1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利用招生收受大量贿赂，被警方带走调查……
熊丙奇认为，行政权力过大，缺乏制约，才是贪腐的根源。“约束行政权力，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校长职业化、高校去行政化、学术自治以及教授治校。”
记者了解到，针对可能存在的突出问题，浙江大学目前已经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但据浙大的教职工讲，该委员会刚刚成立徒具形式，尚未发挥实际作用。
对于浙大普通教职工而言，该案对他们造成的直接影响是：今年过年，学校将不再发放米、油、蔬菜等春节福利，并且取消了“团拜会”活动，严禁各个院系、项目中心私自组织员工吃饭庆祝。
“学校搞个校企挣钱了，我们教职工一分钱红利分不到。现在企业出腐败了，上下都查得很严，倒霉的还是我们这些基层教职人员，正常的福利什么都没有了，可我们和腐败能搭得上边吗？”廖定向记者诉苦说。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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