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灰霾天气，起初有媒体想表达尽量乐观的态度。央视网发表评论《灰霾带来的五大意外收获》说，灰霾让中国人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这种调侃中的无奈让在中国的外国记者无法理解，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帕提·沃德米尔嘲讽说，这个看法“富有建设性”，同时这种“把丧事办成喜事”的倾向也遭到国人的批评：灰霾不宜拿来开玩笑。
帕提·沃德米尔观察到，面对空气，需要在室外活动的平民百姓显得束手无策。广场上跳健身舞的大妈下定决心：如果PM2.5浓度超过140微克/立方米，她就不跳了。但实际上，她最开始的标准是110，随着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她将标准上浮了3次。帕提·沃德米尔说，他也在考虑是否要将监测空气污染的应用软件从手机上彻底删除，以免自己陷入两难。
PM2.5攻守战
对于蔓延而来的浑浊空气，人们的意识经历着从无知到获知再到预估后果的过程。
在气象学中，霾是这样定义的：“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千米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而与能见度相关性最强的颗粒，便是PM2.5。
1990年代开始，PM2.5开始逐渐受到美国环保部的关注，这源于一位流行病学家的调查。当时的施瓦兹（JoelSchwartz）是任职于美国环保部的流行病学家，他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斯托本维尔市，如果某日的煤烟污染比较严重，即使第二天的污染值下降，居民的死亡率却仍会跳跃式上升。施瓦兹又调查了4个类似的美国城市，结果几乎一致。把相关的数据扩展到全美，施瓦兹认为，每年因这种不明污染增加的心肺疾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将超过当时美国的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991年，施瓦兹在一次科学大会上公布了他的研究结果，他认为，这种死亡也许来自空气中比目前检测标准更小的粒子。之后，1993年，一篇对美国6个城市八千多人的健康和生活习惯以及环境的分析显示：生活在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比生活在污染最轻微的城市死亡率可能要高26%。1995年，利用来自美国50个城市、55万人的健康数据和PM2.5的数据，经济学家Pope与一批流行病学家共同评估得出：与生活在污染最轻微的城市中的居民相比，生活在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的居民，死亡率大约升高17%。1997年7月，美国环保部通过了旨在收紧臭氧排放和降低PM2.5微粒排放的法令。
根据当时的估算，与过去相比，美国环保部的新法令将导致每年增加97亿美元的执法费用——仅仅指安装新仪器、评估电厂和柴油机动车的排放，还不包括新法令对工业界的冲击。之后，五百多家石油、汽车以及相关工业集团开始合力反攻，他们认为，这项决定是“缺乏证据的”。当月，国会也开始策划立法废除上述法规。当期的《科学》杂志上，这场争论被定义为“近十年来最重大的环境之战”。
当时的讨论中，施瓦兹和他的支持者坚称：“工业界分辩说，都是因为其他污染源，然而，他们几乎没有证据。”而来自工业界的反对者坚称：“（影响健康的因素很多），你不能武断地说某种因素就比其他因素更重要。”甚至连中立的研究者也曾指出：也许6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只是抓住了影响健康的某些因素……一位霍普金斯大学的知名流行病学家就曾宣称：尽管他承认空气污染对健康有影响，然而这个影响是否占主导地位，（是否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仍是个问题。
这场攻守战的结局是，因为指示PM2.5与健康相关性的研究数据越来越多，2006和2012年，美国环保部两次修改了法规，加强了对PM2.5颗粒的限制。至今，在美国环保部的网站上，读者仍可找到一个“不达标地区列表”，以及那些从不达标进入达标行列的“进步”地区的名单。根据规划，美国争取在2020年，全国的空气质量均可达到最新标准。
1999年，美国正式开始检测其空气中的PM2.5浓度，中国对PM2.5的研究也已起步。今天学术界所用的“灰霾”一词，正式得名于2002年，当时的青年科学家们将国外文献中的“GreyHaze”直译为“灰霾”。在当年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以“可吸入颗粒物的形成机理和防治对策”为题，正式讨论过大气污染问题，会议中，还有院士以“空气细粒子（PM2.5）的污染与危害”为主题做了综述报告，分析了这种细粒子的污染水平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2003年，中国气象局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的吴兑发表了国内最早提及“灰霾”的中文论文，自此，中国学术界对灰霾的研究系统展开。
2009年，北京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发表于英国《大气研究》杂志上的《1973-2007中国六城市能见度趋势报告》披露了自1973年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北京、成都、广州、上海、沈阳、西安的能见度变化情况。针对北京，作者说：1973-1977年间，北京的能见度急剧下降，1978-1998年间变化不大，而自1999年开始，北京的能见度开始缓慢回升，样本中的其他城市几乎都遵循了类似的规律，除了沈阳。沈阳同样经历了1973-1989年间的能见度骤减过程，然而，从1990年开始，沈阳的能见度经历了一个变好的过程，然后开始保持恒定，直到2007年，这也许“与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有关”。作者指出：“即使如此，六城市中，沈阳仍是能见度最低的一个。”
文章的另一个信息是季节与能见度的关系，除北京和沈阳外的4座位于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城市，夏天能见度最好，而北京和沈阳则在春天具有最好的能见度。除广州外，大部分城市能见度最差的日子出现在冬天，而广州能见度最差的日子出现在春天。
在中国的空气质量研究领域，与那篇六城市研究一样曾引发学界关注的，还有来自美国大气科学研究中心的铁学熙所做的关于广州肺癌死亡率与气溶胶关系的研究。那篇发表于《大气环境》杂志上的文章指出：广州地区的空气消光系数（与PM2.5值密切相关）与其肺癌死亡率具有高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有6-7年的延迟。就在2013年6月，《柳叶刀》杂志一篇关于中国疾病负担研究的报告中，空气中的细颗粒物被认为是2010年排名第四位的杀手，排在吸烟（第三位）与厨房油烟（第五位）之间。那份表单上，排名第一的威胁是不良饮食，高血压排在第二位，饮酒排在第七位。
这些细颗粒物造成的污染，在人体外造成“看不清”的后果，荒谬的例子是哈尔滨公交车迷路，理性的例子是民航局要求运营旅客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机场至首都机场的航班机长，自2014年1月1日始，必须具备二类盲降运行资格。细颗粒物在人体内的附着则导致医院呼吸道科的门诊量上升，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美国格莱美获奖女歌手佩蒂·奥斯汀取消了原定的北京演唱会——到了中国后，她的呼吸道严重感染，引发了哮喘。
城市生活中正在出现这样的场景：一顶灰色的罩子笼在上空；汽车爬行以争取时间辨别信号灯；类防毒面具外形的口罩在地铁车厢穿梭；家长集体要求给学校捐献空气净化设施，以避免自己的孩子“被动吸烟”；人们恨不得在所到之处都装上空气净化器，仿佛一离开仪器就无法自主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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