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不倒”的背后
和西方国家职业化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相比，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更多是职务化的。以外交部发言人为例，基本上由新闻司司长、副司长担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言人专业性要求的降低。
北青报记者梳理对27位外交部发言人的公开报道发现，他们都具有优秀的外语技能，在担任发言人前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和驻外使馆工作经历，应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较强。
作为发言人，要做到接住各国记者的“出招”，既需要知识的积累，也需要对政策的把握，只有全面地熟悉政策以及其背后的考量，才能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新媒体时代，网络也是发言人常用工具之一。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的多位发言人表示，他们会看网站的评论，会上微博，但是“潜水”居多。
“公众看到的是发言人在台上的表现，但看不到的是幕后还有许多人、许多部门在支持。”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司长秦刚说，发言人的一天有“四部曲”：了解信息、思考可能的提问角度、制定答问要点、回答问题，外交部各个司局和其他部外单位都为发言人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日常工作中，和发言人形影不离的是新闻司发言人办公室团队，秦刚用“年轻、能干、不可缺少”形容“小伙伴们”。在繁华的朝外大街，发言人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彻夜亮着，这个团队在24小时跟踪国际地区的重大事件及媒体的报道。每天上午，发言人都要和团队一起讨论。
作为发言人，沟通技巧和形象仪表同样重要。据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他们会邀请新闻传播方面的学者、中央电视台化妆师等专业人士给发言人“支招”。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华春莹告诉北青报记者，她曾经向高级化妆师徐晶老师“请教”化妆技巧，还让服装设计师朋友为她的着装提供建议。
发言人不追求“明星效应”
对公众而言，外交部发言人是了解中国外交政策最直接的窗口。在网站论坛上，发言人的言论经常成为讨论热点，有叫好的，有编“段子”调侃的，也有“拍砖”的，甚至有人给发言人寄过钙片，意思是发言人在有些问题上表态太“软”。
外交部第21位发言人刘建超此前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外交不能搞成“出气外交”，因为出气并不一定能办成事。程曼丽说，外交部发言人代表国家发声，并非个人行为，在这背后有国家机制、发布制度的安排，如何发言是政策研究和信息获取分析的结果。
在民间，人们往往会对发言人富有个性的回答津津乐道。但在李肇星看来，发言人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秦刚也认为，记者会不是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不追求所谓“明星效应”。“发言人要爱国、通晓内外、找准定位，要牢记大我，忘却小我，底气才会更足，表达才会更准确自如。”秦刚说。
不过，在严格把握政策的前提下，在面对棘手、刁钻的问题时，很多发言人都会选择用灵巧的方式“四两拨千斤”。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一次记者会上李肇星回应各方对邓小平健康的关注，称其身体很好。一位外国记者问：“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李肇星幽默地说：“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
2.0时代：发言人如何再出发？
过去，外交部记者会是外界能够听到中国声音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如今，信息发布有了越来越多的手段和平台。在2.0时代，发言人制度会如何发展？
在程曼丽看来，发言人和记者面对面交流的方式依然会被保留。从发言人角度看，这种能看到面孔和表情的交流能够增加传播亲和力；对记者而言，可以直接得到信息回馈，而且有现场感。
“同时也要考虑到新媒体时代，如何优化新闻发布机制，如何使用让公众更能接受的方式。这需要打一套组合拳。”程曼丽解释，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事件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受众，需要的不仅是简单的信息发布，可以利用网站、微博、微信进行深度解读，以进行更有效对话、消除误解偏见。
1983 年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后，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由于新闻发布不及时，造成民众恐慌，此后中国政府开始制定信息公开条例。今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强调，要完善政府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
程曼丽认为，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涉及跨部门合作，例如食品安全、东海防空识别区等，在对外发布上也应该形成合力，使得各个部委部门间有更好的协同互动。
在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暨外国驻华记者新年招待会上，外交部新老发言人和来自国新办、国防部、商务部、教育部、国台办、卫计委等部门的发言人拍了一张合影，在场的记者笑称，这是中国发言人的“全家福”。也许，在未来，这样的“全家福”会越来越多。（文/本报记者 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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