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窃听事件”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毛泽东预谋和发动“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动中共上层对毛的“窃听事件”，而所谓的“窃听”则与毛的私生活情节被泄漏有关。据国内官方媒体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上的办公室里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专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员。后者得意地告诉前者，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此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6]官方媒体的这则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事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与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青年女性，乃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所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时的话语和声音。当毛的这位“女友”向毛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
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即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以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的是，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于是引发了一场令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此事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了责任，录音员当了替罪羊[7].但毛心里仍然怀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那“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看来，毛把此事判断为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了。[8]
毛的医生李志绥在回忆这一事件时写道：“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9]结果，“窃听事件”使毛身边最贴身工作人员的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
一直在事件现场的李志绥认为，这一“窃听事件”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录音带上，很可能在将来构成对毛的权力的潜在威胁，因此使得毛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联想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担心这是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反对他的准备行动之一。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终于在“文革”中爆发出来。[10]以“文革”的名义，毛泽东实现了他隐忍多年的报复“窃听事件”的企图。“文革”一开始，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随即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写道：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杨尚昆和彭真都与“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
3.“文革”的发端：毛泽东对“李慧娘”一剧的反感从何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题材。[14]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4.毛泽东是如何无意之中打破了精心维持的军队高层政治平衡?
“文革”开始后，毛身边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5]毛的这种对女性的权力征服欲体现了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就常把被征服的部落或国家的后妃纳为自己的女奴或嫔妃，而且认为，占有了这些女人的身体，才能保证她们的忠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以致于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16].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使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17]
毛不仅使用“女友”充当他的政治工具，这些“女友”有时也能满足毛的政治需要。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毛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18]但是，“文革”中毛的“女友”们有时也会出于自己所属派别的利益，向毛报告一些片面的消息，或提出一些特殊的政治性要求，而毛在情欲的支配下，有时会答应她们的要求，结果反而破坏了毛自己建立的权力制衡。1967年震动全国的“5.13事件”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武斗的双方是“演出派”(即“老三军派”)和“冲派”(即“新三军派”)，双方为如何组织演出而大打出手。前者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空军、海军、总后勤部机关及其所属文体单位、院校等群众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在空军保吴法宪，在海军保李作鹏，在总后保邱会作，人数较少。而后者是所谓的“造反派”，人数较多，他们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得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来)的支持，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派。当时，周恩来坚决要求两派联合演出，目的是维持军内的林彪嫡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和由毛自己掌控的肖华、杨成武这一派之间必要的政治平衡。[19]这样的平衡其实也体现了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集团之间的平衡。可是，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本人无意间打破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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