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史上最决绝叛徒:遭国民党枪毙后叛变反共45年

国民党“公审”中共党员 资料图

　　在国民党刑场上死里逃生的一名共产党员，最终竟成了中共不共戴天的仇敌，这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在中国革命的风云史上，一些混迹于革命队伍的不坚定者，甚至是叛徒，最终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而在这五光十色的叛徒行列中，某些所谓“高级叛徒”竟由此前的“革命先锋”蜕变为反革命先锋和“反共理论家”，成为以反共著称的“学者”和“著作家”。

　　不同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猝然叛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于张国焘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为反革命特务而遗臭万年，曾经大名鼎鼎的革命先进任卓宣（叶青）以及郑学稼——这两人自从脱离革命后，热衷于从事所谓“三民主义”研究，以“学者”面目重新出现，并以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尤其叶青，可谓川剧“变脸”的活样板。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适、于斌之后，位列第57，即最后一名——笔者注）。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刑场上的“奇遇”：两次枪毙，“死”而复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化工）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一说为总书记），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经历。此后种种，大不同矣，其人亦以“叶青”的面目出现于世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叛变过程可谓极具传奇性。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落水”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 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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