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沉默”到公开评论
1958年12月以后，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再“沉默”，开始进行公开评论。
赫鲁晓夫的第一次公开评论是1958年12月4日在同美国参议员汉弗莱谈话时。赫鲁晓夫说:“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是倒退的。苏联很久以前就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苏联现在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
1959年1月27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报告中提出:是否会有某个社会主义国家走到共产主义，而其余国家还远远落在后面呢?他回答说:“这种前景是很少有可能的。理论上比较正确的推断是，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将大致同时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他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当然，有些同志会说，应当快些实行共产主义原则。但是，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赫鲁晓夫在这个报告中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了解情况的人一听便知道他的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也是给苏联广大干部打“预防针”，防止他们模仿中国。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党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的党委会也接受了中国人的这些做法时，我们更感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
最直率的公开批评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访问时对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了公开批判。7月21日，苏联《真理报》对此作了公开报道。赫鲁晓夫说:“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是组织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7月22日，《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赫鲁晓夫批评公社制度的讲话，并评论说:“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1959年12月，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七大讲话中又提出:“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地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有利于敌人。”赫鲁晓夫同时还对中国宣布通过人民公社将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进行影射攻击说:“社会不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
赫鲁晓夫在苏联也搞“冒进”
赫鲁晓夫在批判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也在苏联搞起了“冒进”运动。1958年苏联是个丰收年，粮食产量达到86亿普特，创历史记录。赫鲁晓夫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农民的个人副业已失去意义，通过行政命令大大压缩农民的宅旁园地和自养牲畜的头数，甚至下令完全取消国营农场职工的个人副业，导致农民个人生产的农副产品急剧下降，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1958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力争在最近几年，最迟不超过1961年，在肉类、牛奶、黄油的人均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要求各地党委书记向保证一年肉类增产两倍的梁赞州委书记拉里昂诺夫学习。莫斯科州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保证把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其他各地也跟着调高肉类生产计划。这样，高指标、浮夸风蔓延到苏联全国。到1959年底，为了完成肉类生产和交售计划，各地开始大量屠宰牲畜，包括幼畜和种畜。梁赞州的一些农庄和国营农场为完成计划，不得不到邻近各州以高价收购肉类，然后再以三分之一的低价卖给国家。即使这样，该州也没能完成肉类交售计划的50％。1960年1月，苏共中央派一个调查组到梁赞州检查工作，在调查组到达梁赞州的第三天，州委书记拉里昂诺夫就服毒自杀了。
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又提出一个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口号，宣布苏联已“进入一个新的极重要的发展阶段——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提出高指标的“七年计划（1959-1965）”。同时，他还把赶超美国的时间提前两年，要求在完成“七年计划”以后，再用五年时间，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在绝对产量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跃居世界第一位。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10年内苏联将在人均方面超过美国，“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切都反映了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主观盲动性。
在此以前，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都是超额完成计划，而在赫鲁晓夫主持下制定的这个“七年计划”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执行的结果表明:到1965年，除钢铁、原油、电完成计划外，其他许多产品，如煤、化肥、机床、水泥等都只完成计划的90％左右；轻工业和仪器工业都没有完成计划；农业生产就更糟了，谷物生产只完成计划的70％，肉类生产只完成计划的60％。
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给赫鲁晓夫戴上“独断专行”、“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帽子，解除了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从而把他“20年（1961-1980）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计划留给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了。
回望历史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1957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15年赶超美国和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后，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竞争”的局面。赫鲁晓夫一面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一面在苏联也搞“冒进”；一面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一面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也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并没有实质矛盾。矛盾的关键在于，究竟谁的社会主义建设能走在前面，谁能更早地向共产主义过渡，谁就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社会主义阵营中真正起主导作用，真正掌握领导权。
在赫鲁晓夫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决心向赫鲁晓夫公开宣战，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不仅批判了党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异议的彭德怀等人，而且把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等材料印发与会代表，准备组织反击。毛泽东将赫鲁晓夫讲话材料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说:“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但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在这个问题上同赫鲁晓夫展开争论未必有利，因此毛泽东既没有专门写文章宣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中苏两党之间也没有进行公开争论，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成为后来两党、两国关系日益恶化以致最后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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