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包含三个主题。第一个是牺牲，即如果是英勇壮烈的死，就不必怜惜生命；第二个是努力，即革命者要竭尽全力；第三个主题是耐心。他指责那些想收获共产主义果实的人忘却了要播种革命的种子。
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有位德国记者试图追溯周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 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写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这首诗介绍给他们。他还说这是一首表示内心志向的诗。他写道：“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意志十分坚决。”“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不论当初周恩来有什么顾虑，现在他却毫无保留地投身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事业中去。亲密战友的死消除了疑惑的迷雾。他咬紧牙关，接受了一个外国的信条。其理由是这个主义至少在精神上是进步的，在内容上是人道的。在以后的50年里，尽管有时也有挫折，但他确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这项事业，从未动摇过。
周恩来现在成为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了。他经常为此而四处奔波。1922年3月初，他第一次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月租金为12美元。
周恩来发觉旅德中国学生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小派别。为此，他乐于把他们联合起来。有位同学描述了在中国学生聚居的地方，周恩来是如何“喜欢坐在客厅门口的沙发上，看同学们打乒乓球”的情景。根据一个来自四川的讲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说法，周恩来住在柏林时，房东的女儿爱上了他。她曾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告诉这位四川同学，尽管周预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尔住在那儿。另一位中国学生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1922年夏季，周回到巴黎，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6月或7月，代表们集会3天，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作为柏林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仅如此，他还尽力促使更多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加入党组织。他以小字体书写了许多材料，在年轻的合作者邓小平的帮助下油印出来，还寄给在京都的朋友吴。在没有得到回信后，他又寄去了一份，并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已给你寄了两次油印材料，不知是否收到？请回复。小弟恩来。”而此时的吴，正因收到材料而遇到警察盘问的麻烦。他回信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一致。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吧！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大哥吴。”这就是两位朋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他们的友谊中断了。为此，周恩来一定感到十分沮丧。
与此同时，他经常同非共产党的旅欧学生发生争执。一个同学回忆道：“在周六下午或周日，周恩来同学总是到大学区、工厂区及学生住地，在学生聚集的咖啡馆发表演说。”几周后，旅法、旅德、旅比的学生代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卢瓦街17号，戈德弗卢瓦旅馆[令在九泉之下的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60年后近千名中国和法国的崇拜者，在中国总理华国锋、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率领下，曾在这家旅馆的门口召开了纪念性的聚会，并为周恩来的一座半身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作者注]。周还在旅馆外面照了张相。他那瘦弱的身体裹在很小的衣服里，袖子缩到了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鞋子上面—真是一张清贫生活的写照。
还有个传说谈道，比周大12岁、阅历极为丰富并在后来还成了著名将军的朱德，于1922年10月来到柏林，希望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1月在柏林经周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朱德是一位经历了各种反政府造反的资历很深的旧军人。他的入党要求曾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当周的房门打开时，朱德看到了“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静的年轻人。他那张脸严肃而又透出聪颖，富有男子汉气概……周是个举止文雅，善于思索的青年，甚至还有点腼腆”。
朱德挪开周拉过来的椅子，向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如何同军阀及最近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决裂的，如何戒掉吸鸦片的习惯，同孙中山的会晤等。周恩来注意地听着，习惯地侧着头，并提出帮他找住处。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批准之前，暂时吸收朱德为候补党员。
最后，朱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的党籍将对和他仍有联系的国民党保密。周的小心谨慎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922年10月，周恩来离开德国，途中可能取道比利时，返回巴黎。他还要求当时尚未选择共产主义但倾向科学的朋友聂荣臻从比利时的沙洛瓦赶来会见朱德。结果聂本人也参加了共产党。[聂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年初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不久，周还以聂的客人的身份参观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聂本人后来成为中国核工程的组织者。人们记得周在沙洛瓦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非常沉静，还经常陷入沉思。据说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密友—马将军的侄儿关系很好，以后他们交往甚为密切。
周及时赶回巴黎出席共青团的一个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在他旅欧的最后15个月期间，他利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少年》1922年8月1日创刊，《赤光》1924年2月1日创刊。—译者注]宣传革命主张，反击诋毁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献身于党和团组织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旧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经常身穿满是油渍的工作服，还自己用水泡面包充饥。
然而，他有时也脱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学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话，他还要下厨房，做几个他十分拿手的中国北方的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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