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死

　　这封信反映了以下信息：

　　1.1927年9月至1929年11月，上海与根据地之间的详细信息主要靠来往人转达，当时两地间沟通往返转达高层生活信息的人，陈毅当为第一人。陈毅于1929年7月底离开闽西上杭，代表红四军前委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0月22日携中央“9月来信”回到闽西。故信中第一句话是“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一个才字，突显了陈毅此次往返第一次带来“情形”，其中可能包括杨开慧尚未牺牲消息的重要性。

　　2.由于是红四军前委代书记陈毅前往中央，才能与李立三、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有比较深入广泛的交谈，毛泽东的故友李立三也才可能会问及毛泽东的生活实况，故毛泽东信中第一句“你的情形”应该同时包括着第二重含意“你(告知的)的情形”，言下之意可能会包括杨开慧尚未牺牲的信息，同时包含陈毅汇报的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的情况下联姻的缘由。所以，毛泽东信中自此以下的内容均是围绕此展开的。

　　3.由于陈毅在上海中央和福建长汀红四军两地间，在李立三与毛泽东间，可能已汇报沟通了杨开慧尚未牺牲与井冈山在误传杨开慧已经牺牲的情况下毛贺在井冈山联姻的情况，故毛泽东才在给故友李立三的信中坦诚、坦然地真切表示：“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对于这一点，还可以反设理解。如果毛泽东在与贺子珍联姻时明确知道杨开慧还在人世，那么，在陈毅去上海全盘向李立三等人如实汇报后，人之常情，毛泽东会在此信中对先前的毛贺联姻解释一二。

　　4.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同时从侧面证明了陈毅是带给毛泽东杨开慧还活着消息的第一人。所以，毛泽东即使大病初愈，精神还未复元，即迫不及待地向李立三要杨开慧的通讯处。进一步写道：“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5.接上继续分析，毛泽民在上海既然知道杨开慧的通讯处，又知道毛泽东对杨开慧母子的牵挂，为什么不及时告知毛泽东呢?这只有一个可能解释，毛泽民深知哥哥对嫂嫂的感情，哥哥与新嫂嫂是在1928年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的情况下结婚的。如果哥哥后来知道杨开慧还活着，情感将何等痛苦。故毛泽民到上海知道了杨开慧还活着，便一方面未及时告知毛泽东，另一方面从上海寄钱接济杨开慧母子。据板仓杨开慧纪念馆解说，杨开慧在最后一年唯有毛泽民从上海接济她们。在1929年古历四月杨开慧给杨开明的一信中写道：“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湖南省博物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欧金林执笔)：《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手稿试读》，《新湘评论》2010年第20期，第14页)此处深刻揭示了毛泽东兄弟对杨开慧母子感情在特定条件下的不同牵挂，对革命女性杨开慧、贺子珍的信息传递均包含着一种发自肺腑的尊重，这种知心知情，跃然于纸。

　　故从以上五点分析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清晰可见毛泽东是陈毅归来交谈后，才可能确切知道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一消息的。从这一点反过来更加可以看出，在1928年毛贺联姻之日，正是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之时。

　　1928年井冈山内外斗争极为严峻，毛泽东被中共中央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决定于1928年3月传达到井冈山时，却被误传成开除党籍。6月，杜修经、杨开明代表湖南省委对前委做法仍提出严厉批评。面对湘赣之敌连续四次对井冈山进剿，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井冈山上几乎所有人都在九死一生之中。回归历史，我们不应把1928年初夏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后，毛贺这才在井冈山联姻，与1929年10月毛泽东才得知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先后顺序相混淆和相颠倒。正因残酷复杂的战争岁月，造成了如此令人遗憾的史实。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长沙识字岭。当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之时，毛泽东写下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如此悲痛欲绝、字字千钧的绝响，其情之深，其悲之切，其中还可能包括自我责备之烈，更可能是对敌人凶残暴行痛恨之烈，日月可鉴。1957年2月，杨开慧当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来信，又一次掀作毛泽东内心世界那难以平息的波澜，他又满怀深情地写下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在这首词中，毛泽东向苍天倾泼其对杨开慧的眷恋、思念之情，调遣月宫嫦娥舒展广袖，在万里长空为杨开慧、柳直荀等千万忠烈翩翩起舞。这是何等的大爱、深爱!这一切均与1929年11月与李立三之信反映的感情一脉相承。如此深情真情才能化作倾盆泪雨穿越历史，穿越心海，穿越苍穹，写出“我失骄杨”之绝唱。

　　从戚本禹就此事请教周恩来的回忆分析

　　1994年，海外出版了国外相关情报机构刻意编造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此所谓回忆录，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刻意从个人私生活角度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笔者认为，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却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上发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戚本禹在其中说：“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指伍若兰仍在狱中，误以为牺牲，朱德与康克清结婚——笔者注)，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联姻，是鉴于当时处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特别是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中，由于人们的误传和误判所造成的。处于和平时期特别是通讯异常发达的今天的我们，则不应对此进行过多甚至不当的责难。

　　现在，国内外一些媒体在资本的操纵下，集中力量非议特别是诬蔑攻击毛泽东。对毛泽东能否正确评价，绝不仅仅是关涉甚至并不是关涉他老人家个人的是非、功过和荣辱，而且是关涉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大事。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利用此契机，专门组织力量，有选择地、有理有据清理回答人们心头的疑问，特别是回应别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谣和攻击，十分有必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