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痴呆患者近千万 支付、护理均成难题(图)

　　这样的症状会持续一到两年，随即发展到中期。老人变得更加健忘，如厕、洗漱、穿衣等开始需要人的帮助，行为发生改变，例如经常徘徊、反复问问题、缠人、喊叫，出现睡眠紊乱、幻觉，甚至表现出一些攻击行为。

　　发展到五年左右，大多数老人进入病症的晚期。老人几乎完全依赖他人，不能活动;不认识亲人和熟悉的物品;无人帮助时不会进食、吞咽困难;可能大小便失禁，不会走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都无法理解。

　　痴呆成为老年残疾的主要原因。有研究估计，阿尔茨海默病的中位存活期为7.1年，血管性痴呆为3.9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代表的痴呆症患者数量正在迅速增加。ADI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新增痴呆患者770万人，这意味着每4秒就会出现一例病患。患者人数每20年将增长1倍，2030年达到6570万，2050年达到1.154亿，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中低收入国家。

　　由于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中国也将成为全球最为痴呆症困扰的国度。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介绍，2012年底，中国1.94亿的老年人口已占到亚洲的40%，占全世界的22%;今年底老年人口数则将超过2亿，在2025年突破3亿，一直到2052年达到峰值4.87亿，到时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

　　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老年痴呆及相关疾病专业委员会(ADC)主任王鲁宁教授解释，中国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同国际持平。这一发病率乘上2亿老年人口基数，就推算出中国老年痴呆症患者数量在800万到1000万之间，占到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的四分之一。

　　扩大的缺口

　　王鲁宁指出，很多家庭是在患者病情严重困扰家庭正常秩序时才去就诊的。ADI的《报告》指出，虽然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正在临床试验的各期进行验证，但目前仍没有哪种治疗方法可以治愈或改变痴呆的疾病进程。早期诊断，并且提供有效、科学的照护，这是现阶段让患者延缓疾病进程，提高生活质量的关键选择。

　　据了解，目前治疗痴呆的药物，价格从每月几十块钱到1200元不等，其中部分药物已被各地陆续纳入医保。这些药品，只能改善病人的某些痴呆症状，延缓疾病的发展和恶化，帮助老人保持更长的独立生活能力。但尽管不能治愈，坚持药物治疗和放弃药物治疗，会在生活质量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除了延缓症状，早期诊断对于患者和家庭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在事情变得很糟的时候就诊断出来，人们可能就没有办法来表达、决定他们未来应该如何安排。”澳大利亚阿尔茨海默病协会Robert Yeoh认为这同样会降低患者和家属的生活质量。尽早确诊，能给患者和家庭更多时间对很多事情做出决策——如何治疗，如何照护，如何安排生活起居，财务问题如何处理等。

　　王鲁宁介绍，就近年来看，在一些医疗条件较好、宣传力度较大的城市，早期就诊率已有明显提高。但在大多数地区，据王鲁宁判断，一般病人的诊治“起码有三到五年的延迟”。

　　事实上，即便能够做到早诊早治，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持续照护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根据ADI在全球的统计，痴呆症的直接医疗成本仅占总成本的16%，尤其在低收入国家，疾病成本的绝大部分都源于照护。

　　ADI《报告》显示，约一半痴呆患者需要个人照护，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另一半人也会有这种需求。而在所有需要个人照护的老年人中，约有一半人患有痴呆，养老院中五分之四的老年人都是痴呆症患者。尤其当阿尔茨海默症发展到晚期，老人需要昼夜不停照护，在进食、饮水，洗澡、如厕、穿衣、移动各个方面都需要完全的帮助。

　　在发达国家，患病中后期的老人多选择进入专业护理院或养老院。而在中国，当前城乡所有的养老床位总计不过400万张。专业照护阿尔茨海默病人的机构更是有限。家庭“非正式”的照护是照料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主要方式。根据ADI《报告》，在中国农村，痴呆老人几乎全由家人照护，42.9%由配偶照护，57.1%则是子女照护;在城市，也仅有13.9%的老人由非亲属照顾。

　　“老龄化、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给我们应对带来了难度。” 吴玉韶说，在少子化背景下，一位长期患病、失能卧床的老人将给家庭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这一方式也越来越难满足患者所需。

　　支付难题待解

　　包括阿尔茨海默在内的痴呆病症，给家庭及社会带来的重大负担，正成为各国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

　　一些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为应对痴呆制定了国家级的策略。其核心，是让老人、家属和照护者都有尊严、有质量地生活。这些策略包括开展早期的宣传预防，及时诊断及提高诊断质量，专业照护人员的培养，建立长期照护保险体系等等。

　　中国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自2010年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被列入“十二五”专项规划后，相关部门已下发了多份文件，力图弥合养老服务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9月中旬，国务院下发一份《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再次强调市场化导向，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加大专业服务供给。

　　事实上，最近一两年来，中国一些大城市已有外资机构进入，在社区内开办专业的护理院，为痴呆老人提供长期照护，亦为居家养老的老人家庭提供喘息式的服务。这个正在兴起的行业面临最为关键的问题，仍是如何提高老人的支付能力——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专业照护的价格还将继续攀升。

　　ADI的《报告》亦向各国提出建议，要促进中低收入国家为所有老年人提供社会保障，并改变“现收现付”的制度模式。在中国，直到2011年，才实现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全覆盖。而其中的主体——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本质上仍为“现收现付”制。《报告》认为“现收现付”制不具有财务上的可持续性，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未来几代的成年劳动人口很难为上一辈人的长期照护需求埋单。《报告》建议各国实现从“现收现付”向“完全积累”过渡，这种模式就是让每一代成年工作人口共同积累必要的资源，以为自己将来的照护需求支付费用。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选的政策制度。如德国在1995年，即将护理保险作为基本社会保险的一部分强制缴纳。美国的健康保险市场上，长期护理保险也是最为重要的产品之一。日本、韩国则在其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领域都大力发展护理保险，分担老人的支付压力。而当前中国政府各部门间，对护理保险的分歧仍较大，政策定位仍是“研究探索”。此外，《意见》提出的以房养老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议论，前景如何，仍待观察。

　　除了建立社会化的护理制度和支付体系，ADI的《报告》认为家庭照护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一些高收入国家的研究已经证明，对家庭照护者的干预，如提供培训、心理辅导等方式，可以提高对患病老人的照护质量，推迟老人入住养老院的时间。《报告》因此建议各国向家庭照护人员提供正式支持，如提供补贴，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从而降低公共资金成本。

　　护理开支全球性的增加在所难免，破解这一难题，在业界专家看来，亟需全社会的关注。“痴呆不能再被忽视，而是应该被世界各国纳入公共卫生议程之中。”《报告》如是呼吁。■

　　本刊实习记者欧阳银华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