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身材高挑，五官端秀，言谈举止，自然大气，虽贵为首长夫人，却不以首长夫人的身份自居。她话语中的用意极为明显：一、平等待人，关心下级。二、为拥有林老这样的丈夫而自豪，并且用行动证明，她是一位深爱林老，又能让林老非常满意的好妻子。事实的确如此，接下来的两年，由于朱明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林老的胃口有所好转，体力也得到一定恢复。
林伯渠后事：朱明请求不要火化
1960年5月，身体逐步好转的林伯渠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噩耗传来，全党悲恸。朱明更是痛上加痛。因为林老在住院的20余天里，开始十来天并无病危症状，头脑清醒，思维正常。朱明以为像过去一样，再治疗几天就能回家调养了。可紧跟而来的严酷现实几乎将她击倒。接连数天，她常常一人呆坐在林老生前的书房兼办公室里，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谁劝也不管用，整个人完全变样了。尤其在对丈夫遗体的火化问题上，一再明确请求不要火化，变换为棺木土葬。她强调，林老虽是共产党员，但早年也当过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是有过几种身份的老人，可以变通对待。
显然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原则问题。总书记邓小平在西楼大厅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讨论如何劝她理智对待林老的后事，并正确支持中央办好林伯渠的治丧事宜。前去做说服开导工作的杨尚昆回来在餐厅向刘少奇、朱德汇报时说：“朱明听不进去，我只好郑重告诉她，实行遗体火化是组织决定，不是家庭问题。这个规定是在毛主席倡导下，全体中央委员开会一致同意通过并都自己签名的，包括林老在内。文件尚在，你要冷静思考，不能违反。”其实，中央领导也清楚，朱明要比林老小得多，痛失丈夫，态度激动，语言出格，可以谅解。后来朱明自己也承认：“当时我确实有些失态了，是不应该的”。
虽然她口头上认了错，但心里仍有难言之苦。有一件事让工作人员议论纷纷。在会客室里，陈设了一幅非常显眼的林老生前标准像，是用彩色油墨画成的，约有二米多高，一米多宽。见过的人有的公开说：“太大了”。有的私下议论：“有点镇人”。而朱明则理直气壮地回应：“大有大的好处，不容易拿走，我天天都能看到他、想念他”。
朱明赠送照片：“我同她(江青)不一样”
三个月后，在经历过林老逝世的悲痛，请求土葬及油画像种种波折之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警卫局领导得到上级指示：林老去世了，对于他的夫人还是要照顾好的，毕竟她也是一位从延安过来的老同志、老干部。同时，朱明自己为了改变眼前冷清哀伤的处境，提出要去南方休养一段时间。在等待答复的日子里，领导指派我第二次到林家。朱明见到我来，神情凄淡地说：“林老一走，我个人也吃不了什么，还是你们提供给我菜单，我选好以后，叫人打电话或是派人送去。每天按照菜单做就是了，如果有特别需要，我会通知让厨师来的”。
这一次除了谈伙食问题外，没想到还跟我讲了些“题外话”。她说：“现在来我家的人少了，有些人也得离开这里，你们能和以前一样照顾我十分感谢，看来我也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了”!她说着说着，径自回忆起过去和林老一起生活的美好时光。
1945年，时年59岁的林伯渠和26岁的朱明在延安结婚，虽然年龄差距较大，但婚后他们都能主动地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所以在生活上还是美满幸福的。尤其是朱明，从一个单纯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到一个坚强有为的革命者，是同林老的言传身教和她自己的努力分不开的。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她常陪林老外出参观访问，加上家中一应事宜并不繁琐复杂，没有需要特别操劳之处，因此，在很长时间里，她一直生活在荣耀与喜悦中。50年代初，经毛主席同意，林老前往苏联一边工作，一边疗养，朱明陪同前往。他们在莫斯科的日子过得相当舒心：一起看芭蕾舞经典剧目;参观各种博物馆、纪念馆;欣赏苏联电影;品尝俄式西餐。一张朱明身着连衣裙，戴西式礼帽紧靠林老的照片，便流露出了她当时的幸福和欢悦。
在给我看完照片后，朱明随手挑选了几张对我说：“你看这些照片好不好?送给你几张作为纪念吧，这段时间你也帮助我们做了不少事，拿去吧。”我接过照片说：“谢谢朱明同志。”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以后不要叫同志，称大姐好了。你们对蔡畅、邓颖超、康克清，不是都叫大姐吗?我比他们都小，不要那么严肃。”我回答：“我们称呼江青，也叫江青同志”。她一听先是一愣，接着就说：“我同她不一样，她是过去上海有点名气的人，现在地位又这么高，不能跟她比”。
这次见面，直觉告诉我，朱明似乎处在一种看不到光明与希望的状态之中。同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说这些平常不说的话，看这些平常不看的照片，超出常理，必定事出有因，但因在何处?当时我是无法知道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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