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6大“性文化圈”和3次“性解放”(组图)

　　第二次大“性偏化”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和所谓“上山下乡”运动中。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运动使社会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例如，北京的中学生所谓老红卫兵以及各类造反组织，在停课闹革命不久，就被淘汰出局，完成了历史使命，甚至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替罪羊。整整一代青少年无所事事，无聊之极，对前途一片茫然，于是破罐破摔，不是打架闹事，就是偷鸡摸狗。当时的这一批人，正值青春发育之际，情窦初开，性冲动萌然而生。于是，许多人偷尝禁果，满足性欲的一时需要。那时期，在北京流行着一种叫做“拍婆子”的时尚，指的是一个男孩在街上或其他什么地方，碰到一个“盘儿亮”(脸盘长得漂亮)和“条儿好”(身条长得好)的女孩，就去“吊膀子”，将其勾到手。谁拍的婆子越多，谁就显得越男子气式的英雄。

　　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的“上山下乡”开始，数千万知识青年志愿或不志愿地到落后农村、偏僻山区或遥远边疆的公社、农场或建设兵团落户。政局动荡、经济混乱、政策不定、管理不周、生活艰难以及各级官员滥权和腐败，很快就使知青们对“大有作为”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和斗志。不少人干脆胡作非为，甚至成为地方上最头疼的祸害。在这种境况下，年轻的男男女女们，更是普遍地偷尝禁果，造成了无数的孽缘。

　　最令人心酸的是，一些女知青为了提干、入党、上学、招工、谋职或病退困退返城只好在淫威权势下出卖肉体。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大型军用化纤被服工厂招收数万女青工，主要来源为知青。当时身体检查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为处女，结果发现70%以上的女青年不合格，鉴于这种情况，当局无奈只得放弃了此项要求。后来青工们到岗之后，发生更多的“不正当男女关系”。

　　第三次大“性偏化”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二十年。

　　共和国建国以来，“性”乃最大禁区之一。在任何一个单位，若某男某女犯了“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就一辈子甭想翻身了，什么长工资、分房子、职称提升统统泡汤。在“文革”中，要想把一个“走资派”真正斗倒斗臭，最好找出或编出此人男女生活作风问题，简称“搞腐化”。

　　改革开放使西方文化更加渗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商业化和搞活经济使人们个人选择和私人生活方式的自由空间明显得到松动和扩展。过去一个人所在单位即大家长和终身衣食父母的那种全能性控制逐渐弱化。在农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解体，行使个体生产承包制。在城市，许多人转到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或个体买卖。

　　整个年轻一代，再也不像他们的父兄，即20世纪50年代的一代和60年代的一代，那样成为政治理念和既定价值规范的遵奉者。对于“老大学生”、“老三届”、“小三届”等几层人而言，一些由于当年特定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政治婚姻”、“误会婚姻”、“无感情婚姻”到了清算的时候。个人社会处境的改变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总之，政治局面的某种宽松、经济条件的某种改善、生活水平的某种提高，使人们有可能在肉体、精神和感情等各方面产生新的追求。这些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在人们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上。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性观念、性关系和性行为开放得惊人，同时也造成一些正面、负面或有争议的后果:(1)男女性道德的规范差距相对缩小;(2)女性的性主动性、性自觉性和性选择性增强，即不再一定是单纯男性“玩弄”女性;(3)性成熟和性行为的年龄大大提前;(4)惟性主义，即单纯性享乐主义的观念滋长;(5)性行为的多元形式化，即追求性行为多种多样的浪漫性或刺激性;(6)各种以性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比从前得以较大的宽容;(7)以性为对象的各种科学研究得到认可和推广;(8)在各种媒体上以性为焦点的公开讨论趋于社会大众的认同;(9)离婚率大幅度提高;(10)非婚同居率的显著提高;(11)婚前性行为的普遍化;(12)婚外恋的增多;(13)异族通婚的比率增大;(14)色情文学的流传;(15)卖淫活动的泛滥;(16)性病的重新蔓延;(17)变相买卖性关系的大量产生，如长包女、包二奶等现象等;(18)同性恋的逐渐公开化。

　　一位社会学家说得不无道理:一个社会“性开放”的尺度，不在于男性，而主要在于女性，因为在“男权本位主义”的社会里，男性本来相对就是“开放”的。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在上述“性偏化”的重要特征中，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突出。然而这种地位和作用仍然可以表现正负两个方面:或是真正成为主宰自己“性命运”的主人，或是更丧失自我，比封建时代的“女祖辈前人”更广更深地沦为“性商品”而进入“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