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们的“别样”生活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一书，披露了国民党战犯和其他犯人在秦城监狱里的一些情况：
所有被押送到秦城监狱的犯人，首先要在一间小屋内接受检查，不适合带入牢房的东西，如鞋带等，都会被扣留。紧接着，他们会领到统一的黑色“制服”，以及生活必需品，如毛巾、脸盆、牙具、饭碗、手纸等。随后，管理人员带着他们进入相应的监区，移交给相应的负责人……
在秦城监狱的普通监区，犯人们住的通常是集体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为30元左右，需自备饭盒;到了吃饭时间，管理人员会通过专门的送饭窗口，将饭菜送进去;每天的正餐一般是“一菜一汤”，以及用米、面、粗粮混合做成的主食。而高级战犯们大多在高级监区，住的是单人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一般为 120元左右;一日三餐中的正餐，大多为两荤一素一汤;由监狱统一配送饭盒，而且是开门送饭;每周一还能得到牛奶、水果之类的补品。
每天早上7点，犯人们听到哨声后起床，晚上9点听到哨声后准时睡觉。平时，即便是在白天，他们也不能躺在床上。晚上睡觉时，普通犯人的牢房不熄灯，他们不能背对着监视窗睡觉，也不能将手放到被子里，否则就会被叫醒接受训话。此外，犯人们不能大声喧哗，也不能乱写乱画、唱歌、做鬼脸等。
秦城监狱对犯人放风的时间也有严格规定。高级犯人每周都有1-6次单独放风的机会，每次20-60分钟。牢房外的平地上，有一个个用高墙隔成的方格。放风时，一名犯人在一个方格里活动，而看守则站在高处进行监视。
“四郎探母”事件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谈话时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我们的监狱其实是学校，也是工厂或者是农场。”国民党战犯进入秦城监狱后，互称“同学”，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
被关在秦城监狱的大部分战犯，都能脚踏实地接受改造，但也有人态度消极。原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就是出了名的落后分子。他整天吊儿郎当，经常讽刺积极接受改造的人。有一次，汤尧为此受到批评后，在卫生间里高唱《四郎探母》――“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明显是在发泄心头的不满。另一名战犯听到后质问他：“这样一个严肃的改造机关是‘笼子’吗?你是什么样的鸟?你要展翅飞回台湾吗?”
第二天，监狱里召开对汤尧的批判会，让他检讨唱《四郎探母》的思想根源。一开始，他不慌不忙地辩解说：“我对同学的批评有抵触，想效仿‘阿Q精神’，来一个自我安慰，把自己比作被同学囚禁在笼中的小鸟，希望能展翅飞到人民行列中去，为祖国建设作贡献。”这种检讨显然无法过关。在管理干部的追问下，汤尧最终承认他想早日逃到台湾，继续与共产党作对。管理干部们听罢点点头，随即结束了批判会。
这一下，汤尧犯起了嘀咕。其他战犯也都认为，他肯定会受到重罚。但出人意料的是，管理干部反倒表扬了汤尧：“你们当中有这样思想的人很多，只是没有人敢这样暴露。政府鼓励大家暴露思想，暴露了就会慢慢地去改;不暴露的人，不等于就没有。我们相信最后绝大多数的人，能完全去掉这种思想。”
“吃软不吃硬”的汤尧，被管理人员的这番话打动了。不久，其他战犯发现，他有了积极的改变。
“劳动积极分子”
“经过劳动改造，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标。但多数战犯过去都是养尊处优的人，让他们自愿参加劳动，谈何容易。
最初，秦城监狱的管理干部，只让高级战犯们象征性地参加一些劳动。后来，管理干部宣布了“自动报名，量力而行”的办法，要求他们每周都要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如缝纫、理发、洗涤、修鞋、烧开水等。但自认为没有劳动能力或不感兴趣的人，也可以不参加。
对于这一办法，一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有抵触情绪的战犯嘀咕道：“没有几年活头了，再劳动也还是一个战犯!”但也有态度积极的。国民党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当时不到50岁，在高级战犯中算是年轻力壮的。他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和送饭组。
沈醉虽然积极，但毕竟干什么都“手生”，因此闹出了不少笑话。他爱上了踩缝纫机，但常常把机针弄断。每到这时，他都会急得满头大汗，担心被扣上“损坏公物”的帽子，就连忙写检讨，说自己“粗枝大叶、不爱惜公物”等，请求处分。
沈醉还喜欢给人理发。刚学会理发不久，一次，他拿着剃刀给另一名高级战犯刮头发，刚动手就听到对方大声叫“痛”，几乎与此同时，他正在打理的脑袋上冒出了一股鲜血。这次“事故”之后，沈醉意识到自己的“刀功”还很差，便更加刻苦地练习，不久就成了“秦城监狱头把刀”。
高墙里的“探长”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
文强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堂侄。他小时候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革命，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名老牌特务。刚被关进功德林监狱时，文强拒绝写悔过书，并大喊：“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到秦城监狱后，眼看一批批完成改造的战犯都获得了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当上了战犯小组的学习组长。
此外，文强还发挥“技术特长”，成为高墙里的一名“探长”。
一次，缝纫组在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文强不动声色，让原军统少将站长黄康永暗地里进行“侦察”。黄康永在自己值日那天，趁着打扫卫生的机会，把每个人的铺位都“摸”了一遍，发现有个战犯的枕头特别鼓。文强无权搜查，只得将情况汇报给监狱的管理干部。干部们以“防止危禁物品被带进监房 ”为由，检查了“小偷”的枕头和被子，找到了棉背心。事后，文强并没有告诉其他组员，而是单独跟“小偷”谈心：“大家过去都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出格的事，现在到了新社会，更应该同甘苦。”从那以后，秦城监狱里再也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通过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关押在秦城监狱里的200余名国民党高级战犯，相继过上了新生活。1975年，最后一名国民党战犯也走出了秦城监狱。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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