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7期《人民论坛》文章《“亲亲相隐”与现代法治精神》提到：“新中
国成立后，‘亲亲相隐’作为封建糟粕被废除。但是，重新审视‘亲亲相隐’制度，不难发现，其有存在的合理性，与现代法治精神并不违背。”我国在1998年
10月5日签署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有学者认为，“这就要求我们的现行法律，应和保护人权的具体条款相一致而不能违背。同时，当代‘亲亲相隐’的亲属范围界定应为夫、妻、父、母、子、女、兄
弟姊妹、（外）祖父母及（外）孙子女以及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较为合理，不应过分扩大。同时要严格限制亲属免证权的案件范围。对重大犯
罪，如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利用亲属关系的职务犯罪、亲属之间的相互伤害的犯罪就不应容隐。”
“文革”心理遗伤研究
长
期从事“文革”心理遗伤研究的武汉市心理卫生研究所所长施琪嘉认为，“文革”的心理创伤不仅持续影响亲历者，还对其子女乃至后世数代人产生了代际传递。这
种影响，最明显的后果是损伤后代的思考及记忆能力。施琪嘉说：“‘文革’是一个民族的集体创伤，它至今仍在生疼、化脓。这段记忆需要获得治疗性的处理。这
是大多数‘文革’亲历者未曾意识却始终承担着的梦魇。痛苦的回忆会反复以各种形式——画面、声音、味道、皮肤感觉的闪回，一直存在于受害者的头脑中。”
在
施琪嘉掌握的材料里，绝大多数的受访者甚至将自己的父母描述为“专横、严格、充满仇恨”，教育的恶果则会在多年后凸显而出：少年们仇恨并背叛自己的父辈，
随着时间的推移，“弑父者”却变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父母。暴力在悄然间传递。一种无法说明的恐惧笼罩着他们，以至于他们特别“害怕成功”，总会将一些事情刻
意弄得糟糕，比如升迁，比如婚姻。
施琪嘉尝试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文革”心理创伤及其代际传递。神经科学的理论基础帮助了他，大量研究后他发
现，它会如一个深藏在体内的发炎脓肿一样，不断地影响着机体：创伤记忆，带着强烈的负性情感片断，会储留、堵滞在脑子的杏仁核内，不能正常上传到负责记忆
整合的海马，并进一步处理到皮质。（根据公开报道整理）
“文革”遗存欠保存
张红兵想让自己母亲的坟墓成为文物。在有些人眼里，这不“科学”——“文革”岁月过去不到半个世纪，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十数个专制王朝的中华文明来说，“文革”遗物要想列为文物，简直无从谈起。
“文革”后，一些当年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由于种种机缘，身居高位者有之，发达致富者有之，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最好“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度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放在心底……”难得有陈小鲁这样出面致歉者。
“文革”的受难者也选择性遗忘。几年前，我曾经采访过清华大学的韩家鳌教授。“文革”期间，他是清华中学的校领导，批斗会上，被红卫兵用皮带头猛抽。韩家鳌并不愿意和我谈及这些往事。“都过去了，不提了。”他就这么摆摆手。
然而，十年浩劫，乃至其之前如何酝酿，之后又如何流毒于我们民族的血脉，难道不需要彻底反思吗？最近，在四川大邑县建川博物馆聚落，馆长樊建川对我说：“‘文革’浩劫，灾难性的遗址，得到保存的太少。把历史抹得太干净，中华民族就记不住教训，还会摔跟头。这也是我搞收藏的目的。”
樊建川特别同情张红兵。他对记者说：“不仅是‘文革’，建国后几十年的教育，只讲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同志关系。他当时认为他的母亲那些话，对国家不利。我们也都经历过那个荒唐的时代。我现在特别赞赏张红兵这样忏悔的勇气。人到这个年龄，能做出这样的事，不容易。”
樊建川认为，那时候“运动”起来后，夫妻反目、揭发家人的事很多，只不过后果或许没张红兵家那么严重。“摔毛泽东像，在当时也真是够枪毙的。”樊建川说。如果张红兵，哪怕是他父亲不去报案，但凡有人去报案，说不定一家都得搭进去。张红兵的母亲是被枪决的。然而，“文革”时期的暴虐行为，岂止枪决？在建川博物馆的库房里，有比方忠谋案惨得多的“文革”文物，记录了当年的恐怖与荒谬——扒人皮、割耳朵……有些惨烈的东西，樊建川甚至不敢拿出来公开展示。
谈起如今的年轻人对此事的看法，樊建川说：“他们不了解当年的情形。作为张红兵的同龄人，听到这则新闻后，我一直在反思——如果当时是我，我会不会去报案？”
提到“文革”遗存的保护，樊建川表示遗憾。比如重庆红卫兵公墓拆迁的问题，假若这些公墓当年列入文保单位，或许就不会遇到后来的麻烦。“文革”遗存欠保护，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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