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市委书记卖官被百名老干部连告5年终被扳倒

　　2003年，王月喜拟升任临汾市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进行了公示。公示在当年6月12日开始，6月18日结束。

　　这令老干部非常气愤，“这样的官员还能越升越高，简直是开玩笑”。老干部们开始筹划举报，杨德新、原法院副院长张元喜等人秘密开了一个会。

　　“当时大家有两种意见”，杨德新回忆，大多数人觉得应该在公示期间，将其举报到省委组织部，不能让贪官继续升任。但张元喜认为，举报贪官不会一步到位，如果造成王不能升任的话，王月喜继续留任霍州，对举报将会是一个阻碍。

　　张元喜的意见最终被接受。他们决定做一个巧妙处理：举报材料落款6月15日，但等到18日公示完毕后，再行寄出。

　　怕走漏风声，杨德兴不敢在当地打印材料。

　　彼时，杨德兴正在筹备杨氏家谱。6月15日，杨德兴邀请张元喜、陈新华一起，赴灵石县荡荡岭寻祖。到了天黑，杨德新才告诉众人，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要打印举报材料。陈新华大呼意外。

　　材料打印好后，杨德兴给复印店老板留了100块钱，请他代为邮寄。几日后，老干部们打听到，材料已经被有关部门接收。

　　杨德兴等人返回霍州，已是凌晨3点。第一次举报，大家都有顾虑，只有张元喜署上真名，其余几人则用化名举报。

　　老干部们很快又撰写了第二稿举报信，除了寄给相关单位，还寄给了北京的一位领导。这名领导看后，建议实名举报，因为匿名一般不会引起组织上的重视。

　　举报信的第三稿出来后， 17名老干部在举报信上署上了自己名字、原来的职务、党龄、联系方式。

　　没有多久时间，实名的老干部变成128名。

　　谈判团

　　举报的艰难，从一开始就超乎老干部们的经验。

　　在寄出数封举报信没有音讯后，这群已入古稀之龄的老人包了两辆车，驱车3个多小时远赴省城举报。

　　在北京，则是另外一番遭遇。“我们甚至和中央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吵过架。他们向我们要证据。我们反问他，我们哪有取证的资格。”赴京举报的尴尬，杨德新和张元喜记忆犹新。

　　为了引起相关国家机关的重视，张元喜作为代表，在北京呆了5个月，不定期去投递举报信。杨德兴回忆，这之间，印象最深的是，某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安慰他们：“不要气馁，告倒一个县委书记，一般需要5年。”

　　杨德兴称，在王月喜被“两规”前，数年时间，只有山西省委组织部，在2004年派人前来调查过。

　　老干部们认为，这次调查比较遗憾的是，调查组未深入霍州，仅到临汾市做了调查。

　　得益于体制内身份，老干部们的举报得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帮助。老干部举报信中提到的“王月喜伪造自己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就来自临汾政界一正处级官员的爆料。

　　老干部们持续举报的同时，王月喜也频频“发力”。

　　杨德兴称，老干部们的子女，大多在霍州各政府部门工作，有的甚至是一把手。王月喜施压下，老干部们的子女，开始劝他们放弃举报。有的子女甚至以断绝关系的说辞给老干部压力。

　　这之中，作为骨干的张元喜、杨德兴、陈新华等人和子女闹得并不愉快。

　　陈新华在举报初期并未参加举报。陈的儿子在公安局上班。当时王月喜怀疑他用化名参与了举报，就多次通过公安局长要求其儿子回家做他的工作。随后，陈新华的亲家、媳妇也被动员做他的思想工作。

　　几轮下来，见无效果，时任霍州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翟红云亲自出马。短兵相接后，陈新华告诉对方：“我是个老右派，凡事我都认个对不对。我若真参加举报王月喜，我不会管我儿子高兴不高兴，更不管他受不受影响。”

　　事后，新的一稿举报信出来后，未经动员，陈新华署上了自己的实名。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老干部称，自己原来不会参与实名举报，同样因王月喜通过家人施压，“气到了，决定豁出去。”

　　“亲情牌”无效后，王月喜请了一批在职的霍州籍领导出面，做老干部们的思想工作。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