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九一三”事件考证》,作者:张聿温,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林彪出逃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事件的真相是逐渐披露的,这种震动也表现为从猜测、误会到证实后大吃一惊的戏剧性过程,并且一直伴随着种种传说。
中蒙关系再度受到冲击和考验,但缓和的总体趋势最终没有受到影响
从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中蒙关系便处于紧张状态。1971年8月22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乌兰巴托莅任,标志着中蒙关系有所缓和,开始走向正常化。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因一架中国大型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而出现了某种危机。
9月14日上午,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紧急约见许大使,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注:后来蒙方肯定为2时25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经多方察看,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副外长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副外长表示: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和,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掩埋,请中方拿出意见。
当天中午,中国大使馆将此突如其来的情况用电报报告给外交部,并请示如何处理。党中央也就是由此得知林彪机毁人亡的。下午6点多钟,驻蒙使馆收到国内指示电报,内容大致是:许大使立即约见蒙古副外长,奉命通知:“13日2时许失事的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政府立即派飞机载我大使及随员亲往现场视察。”经交涉,蒙方同意派飞机载大使前往现场视察。大使馆再次请示国内,尸体如何处理?15日清晨,使馆收到国内关于死难者尸体处理的指示电,内称: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并竖立标记,以便今后将骨骸送回国内。电报没有提及这架飞机的任何情况。
9月15日下午,许大使等4人在蒙方有关方面人员陪同下,乘飞机到坠机现场作了勘察。16日上午,许大使等再度到现场复查。鉴于蒙方没有火葬的习俗,且当地不具备火葬条件,双方协议,就地土葬死者。土葬地点是蒙方建议的,他们走下现场西坡,来到距现场1100米的一个较高的山坡前,指画着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16日中午,死者无名无姓,每人白布裹身,享受到一口白茬棺木,按照编号,集体葬入一个昨夜挖好的长10多米、宽3米、深1.5米的土坑。掩埋后,没有墓碑,每具棺木的头顶只有一个高出地面的木牌,上书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
由于不知道机上是谁,出于人道主义,中方人员还对“遇难同胞”三鞠躬,表示哀悼。
接下来,中蒙双方就飞机是否系军用飞机、坠毁原因、入境责任等问题,先后举行了5轮会谈,以便形成一个双方签字的文件。出自各自的利益,加之有些问题真相并不清楚,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在所难免,甚至多次发生激烈争论。
9月23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向蒙方索要死者遗体、遗物,但没有成功。
9月29日、30日,蒙古广播电台和《真理报》先后播发和刊出消息,报道了坠机事件,就中国飞机“侵犯”蒙古领空一事,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并要求作出“正式解释”。
事后分析,9月20日以后,蒙古方面根据种种迹象,已揣测出飞机上有一位大人物,并已猜想到林彪,但又难以肯定。以至9月30日晚我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蒙方国防部的外事处长私下“咬着耳朵”问我使馆工作人员:“林彪还活着吗?”我使馆工作人员根据国内指示回答:“一切如旧。”
总起来看,中蒙双方在坠机事件上的处理是理智的,尽管其中有些冲突和不愉快,但在对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双方的配合基本上是友好的,刚刚有所好转的中蒙关系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出现波折和逆转,而是继续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第196页、第272页、第273页)
苏联克格勃积极介入坠机事件,苏联政府暗自庆幸
苏联在蒙古驻扎了大量军队,无孔不入的苏联克格勃在蒙古的活动十分活跃。林彪座机坠毁之后,克格勃很快就介入其中,并进行了耸人听闻的活动。
在中国大使馆人员9月15日到温都尔汗坠机现场勘察前,苏联方面已经捷足先登,抢先到现场拆走了三叉戟飞机的主发动机,取走了飞机上的“黑匣子”。他们的专业人员是从赤塔乘坐苏军直升机飞往现场的,为此,蒙古方面刻意将中国大使馆人员前往现场勘察的时间推迟了一天,以保证苏联方面有足够的时间先行研究、取证。(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第335页)
开始,克格勃并没有弄清飞机的真实情况和死者的真实身份,他们只是对这架英国制造的飞机的发动机感兴趣。到9月20日左右,他们已从种种蛛丝马迹中猜测出飞机上有一个大人物,甚至差不多怀疑到是林彪。为了证实这一点,于是,林彪坠机后5个星期,十多个苏联人专程从莫斯科赶到坠机现场,十分残忍地挖开坟墓,逐个检验尸体,将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和头颅割下来,耳朵用于鉴定耳廓,把头颅放在架起的柴锅里煮,然后把头骨装箱,带回苏联慢慢研究。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根据林彪在苏联养伤、养病过程中留下的病历,11月7日,克格勃第三次来到坠机现场,第二次掘开坟墓,开棺验尸。他们详细检查林彪的尸体,并带走了尸体的上半身。他们在林彪尸体的右肺确实发现了钙化的硬块,证实了与病历中的X光片完全一致。
据参与此事的苏联方面人士称,从坠机事件发生到1993年澳洲记者彼德·汉纳姆获准采访当年参与验尸的克格勃人员,22年间,全世界只有4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他们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病理学家托米林。(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第336页)
由于出现坠机事件,驻蒙古苏军一度处于紧急战备状态。
林彪出逃,前往投靠苏联,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选择。就苏联一方而言,事情却未必那么简单。如果林彪叛逃成功,苏联有可能持欢迎态度,为手中掌握一张同中国、同毛泽东对抗的“王牌”而喜出望外;但也有可能感到为难,因为捡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的库里克后来说:“我们感到最为庆幸的,是林彪没有真的飞到苏联来。”的确,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莫斯科,中苏之间的麻烦就难以预料了。库里克的话,也许确实反映了苏联方面的某些真实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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