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无限好 大V近黄昏?微博已大量透支社会的愤怒

　　大V不再单纯是影响力的代名词，开始滑向一个混杂了商业利益、私欲的和嘲笑声的集合。

　　“老牌大V”王石更早就感受到这一点。2008年汶川地震，他因为号召员工捐款不要超过十元成为众矢之的。潘石屹好心，帮老朋友说了几句话，也一下子陷入了“八九十万人的骂声”。

　　为了删除留言，潘石屹动员了公司推广部的同事，大概七八个人，四个人轮流值班删。混战到了最后。甚至连骂的人也累了，“我也骂累了，你也删累了，我们先一起吃饭吧，回来再接着骂……”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未曾想，纵使他将微博视作学术私地，会面临同样的唾沫横飞。2011年4月，贺卫方在微博上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开始了对于李庄案的讨论。不料却陷入整日被咒骂、攻击的境地。最终，经过无数次徒劳的沟通后，这位平日脾气温和的教授，在微博上拉黑了超过1500个人。

　　有着相同境遇的还有学者童之伟和张鸣。前者只因在微博开展学术讨论甚至受到人身威胁，后者的反对者一度早晨8点准时开骂，下午4点结束，有着上班的节奏。而时尚界名人洪晃则把所有骂她的评论删除了——因为她的女儿会上网了。

　　沈阳曾用软件对250个“意见领袖”的微博进行分析——选择了四个常用骂人词语，最终搜索出脏话微博6246条。脏话率大于千分之三点八，明显高于一般网友。语言污化继而导致肢体和语言暴力，间接催生“约架”、“方韩之战”等事件。

　　据一名新浪内部人士回忆，微博论战最激烈时，无奈下，他们为少数大V扩大了拉黑名额的限制——由上千人扩大至上万人。享受这一特权的，有五岳散人，也有方舟子。

　　拥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后，罗昌平始终对手中的力量心怀警惕，这源于他曾犯的一个错误：2010年11月，上海余姚路胶州路一栋高层公寓起火，58人的死亡引发舆论狂潮。罗昌平辗转得到消息：负责起火大楼装饰的公司，其法定代表人是上海市静安区某领导妻子。他决定发布这个信息，出于谨慎，他在微博中特别注明了“传”字。

　　这条信息随即被证伪，罗昌平删掉了这条微博，并表示道歉。他却发觉信息已迅速传播。很多人在转发时，还去掉了“传”字。

　　五岳散人也有类似教训。2010年，因为转发了金庸去世的错误信息，他道歉两次。

　　自责的罗昌平，此后给自己确定了规则：发表一条微博，务必握有证据，特别是书面证据;而转发一条微博时，也会通过电话等方式，再三求证。

　　但大V们的自查自律并没有减少横飞的口水。贺卫方曾思考被骂的原因：“中国人似乎从未学会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讨论问题。”他说。

　　2010年浙江乐清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着大V的公信力不复以往。当于建嵘一行人组织调查团，奔赴浙江调查钱云会被碾压致死事件，最后发布的调查结论，都倾向于认定钱云会并非死于谋杀。这一与公众期待严重不符的判断，遭到了猛烈抨击，大面积的观众认为，大V们被收买了。

　　看了太多论战，编剧宁财神最终表示了失望。他发现一些“攻击大V私德”的作战方式，会将论战者拖进泥沼，最终纠缠不清。

　　“当攻击一个人私德，那么这个人所说的常识就被卷在一块，常识也变脏了。”宁财神说，“最后论战全变为了闹剧。”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也曾反思大V公共言说的缺陷：“太多戾气，大家都吐痰。” “公众人物是个悲剧。”媒体人杨锦麟说，“一个人自诩为意见领袖，就跟人民币通货膨胀一样，一膨胀就完了。”

　　“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大V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潘石屹说：“来不及了，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那你就说造谣诽谤可耻!”

　　使用微博4年后，五岳散人感到疲惫了——他感到“没有办法把这种争论从网络层面引向真正的现实，这是挺可怕的事”。而面对最近的“打谣”风波，律师迟夙生甚至产生了“退V”的念头，“当个大粉丝，不就整不到我这儿了。”她开玩笑说。

　　抱有相同感受的是编剧宁财神。他回忆过去两三年，微博上大密度的公共话题，多从爆发、愤怒、抗争，直至无效，“它大量透支了社会的愤怒，人民变得越来越冷漠，这对国家、个人都不是好事。”

　　如今，他眼里的微博日渐扁平无力，最初热衷于参与公共事件中的人，都转向了自己的小圈子。认为是“读书人”的宁财神，也越来越不愿参与微博上的公共讨论。但他并不是放弃表达，而是选择将想法放进写作里。

　　这是他最后的坚持了：“剧本要有清晰的价值表达。”宁财神尝试在着剧本《龙门镖局》里塞进一些常识，比如反对刑讯逼供，比如程序正义。

　　尽管也会被观众嘲笑“说道理”，但他并不认为这样的表达是失效的，“能说说怎么做一个正直的人就可以了”。

　　记者罗昌平也在持续思考。2013年3月，他曾赴英国考察社交媒体的管理新题。两年前，伦敦大骚乱后，英国政府部门曾一度认定：Twitter(推特)、Facebook(脸书)等社交媒体是煽动民众的罪魁祸首。

　　然而，由英国《卫报》网站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时一年多完成的《解读骚乱》却发现：社交媒体是承载谣言的载体，也具有驱逐谣言的反作用力。“好比癌细胞与免疫系统之间的战斗，既有癌细胞的原地扩散或多线转移，也有免疫系统的不断反扑。”

　　9月的一个颁奖礼上，罗昌平重申了看法：“谣言止于透明。以行政管制代替法治渠道，相当于在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毁掉了湖水的自净能力。”

　　商人王瑛的态度则更加直接。她将自己的目标定为帮助企业家“克服恐惧感”。在她看来，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成长起了一个新兴的现代企业家阶层。“现在，应该有这样一批人，不仅满足于做一个现代企业家，还愿意对中国社会这个特殊的转型期负起一份责任。”

　　2012年5月，“大V”潘石屹去了一趟朝鲜，所见见闻让他感慨：打开电视，只有三个频道，一片雪花白;只有四五个版的报纸，人们都挤着脑袋看——那是他们唯一的信息源。那一周里，潘石屹总想拿出手机发微博，才发觉手机被没收了。

　　潘石屹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我们每个人已经是网络的节点，完全离不开网络了。

　　相信“向往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逆”的潘石屹，如今仍坚持表达着观点。8月23日，他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坚守‘七条底线’”为主题与网友在线交流。在这场“命题访谈”中，潘石屹反复谈起了自己通过微博推动公共事件的例子，并反驳了主持人所说的“大V要区分专业、不跨线表达”的观点。

　　“看法不对，可以不断地修正。”潘石屹说，“我是盖房子的，只能说房子的事情，别的事情不能说，这在互联网时代是不对的。”

　　在2013年9月10日，潘石屹接受央视采访时似乎稍微调整了观点，他开始谴责“造谣”并赞成打击和“建立秩序”。此前两高(高检高法)刚刚出台司法解释，其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被认定为诽谤罪”。在采访的末尾潘石屹像在说绕口令：“如果是说你还可以转发骂别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当然你超过一定限度了，就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第二天，潘石屹发出一条微博回忆接受采访的经过，描述了一个戏剧化的场景：他给一大V的朋友打电话说：“CCTV要采访我关于司法解释的事，我很紧张。我应该怎么说呢?”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接受采访。”

　　潘石屹的回答是：“他们正在20米处向我走来，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