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拒请律师:我是党的人 党要怎样就怎样

　　新京报：庭审直播，对于审判“落马高官”带来哪些影响?

　　田文昌：如果能做到公正，就不会怕直播，直播是对公正审判的一种考验和测试。反过来看，直播也倒逼审判更严谨，更公正，更经得起考验。

　　我认为，即使是对一些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落马高官”的审理，也不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应该以法律的公正，还治于对法律的践踏，这才是司法文明的真正体现。反之，则很容易引起公众对涉事“落马高官”的同情和怜悯。

　　所以说，一些“落马高官”在位时肆意践踏法律，有的甚至闹出“表情犯”之类的笑话，引起法学界和律师界人士的强烈反感，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人士还坚持支持公开审理，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公开性。

　　律师如何辩护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律师必须介入，即使没有律师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环节。

　　新京报：你曾说，“落马高官案背后常常夹杂着权力的因素，律师若想要认真地办，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风险。”都有哪些“难题和风险”?

　　田文昌：当前的法治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作为律师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容易被误解和报复，甚至有人把律师说成是贪腐官员的“帮凶”。其实这种说法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为“落马高官”辩护的律师，在审判前基本上和“落马高官”都是不认识的，既然是犯罪后认识的，怎么能说是“帮凶”?

　　当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律师为“落马高官”辩护，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尽职尽责。

　　新京报：你总结了“落马高官”案的五大特点：敏感度高，容易受法外因素的干预—尤其是权力干预，取证难，案情复杂和律师风险大。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律师要为“落马高官”辩护?

　　田文昌：律师为“落马高官”辩护，总的来说，有两个层面的因素，于公而言，从责任角度上说是推动法治进程，从职业角度来说也是职业生涯的历练。当然，为“落马高官”辩护也的确容易出名。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律师必须介入，即使没有律师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这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环节。

　　新京报：据说陈良宇、陈希同等“落马高官”都曾找你做辩护律师，你都给推了，为什么?

　　田文昌：作为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很愿意接高官的案子，可是找来的又非常多，确实也忙不过来。所以我接的很少。

　　至于选择案子的主要倾向，我更注重能否体现作为律师的价值和作用。难度大、争议大的案子，更能够发挥律师的作用，也更需要律师。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倾向于接这样的案子。

　　法院如何结案

　　办案中不能再把口供当做“证据之王”，必须重视物证和旁证的作用，这样就会把证据链做实。

　　新京报：如果在庭审中出现意外，当事官员当庭全部推翻以往供述，怎么办?

　　田文昌：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可怕，很大的启示就是点出了当下的一个误区—定罪太重口供。目前法律规定的本意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但在现实中过于重口供。

　　办案中不能再把口供当做“证据之王”，必须重视物证和旁证的作用，这样就会把证据链做实，就不怕翻供。

　　过于侧重口供，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通过诱供和刑讯逼供来获得口供，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另一种就是没有口供就不敢定罪。

　　新京报：据报道，落马官员基本都服从一审判决，不再选择上诉，共同的原因是什么?

　　田文昌：我的印象恰恰相反，大多数“落马高官”都会选择上诉，我经手的官员案件，最后基本都上诉了。

　　虽然上诉的结果，大多是维持原判，但根据“上诉不加重”的原则，也不会加重刑罚。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