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鲁迅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
鲁迅给党中央和红军致“贺电”或“贺信”一事，向来为人们关注。长期以来，一直说是鲁迅与茅盾曾致电中共中央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但仔细查考下来，这个贺电并不存在。事实是，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引起全国各界支持，鲁迅与茅盾致信祝贺。为证实是“贺信”而非“贺电”，通过长期搜集、积累史料，进行考辨、考释，得到七条证据：
(1)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刊登了鲁迅、茅盾获悉“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以后于3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主要内容，一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一是赞扬红军英勇斗争，祝贺东征胜利。
(2)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报告中，提到鲁迅、茅盾，说共产党新的政策“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
(3)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12人联名签发的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一封谈目前形势和策略的长电中，提到红军东征后鲁迅、茅盾的来信：“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与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
(4)1936年7月24日，杨尚昆在《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一文中(刊登于9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61期)引用了鲁迅、茅盾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的一段话：“英勇的红军将令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全中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你们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5)1936年10月2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鲁迅先生的话”标题下“摘鲁迅来信”，摘录的这一段话就是《斗争》第95期上发表的鲁迅、茅盾来信中的一段，也就是《火线》第61期上杨尚昆7月文章中引用的那一段话。
(6)冯雪峰奉派前往上海，是在党中央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以后。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张闻天、周恩来4月初回到瓦窑堡后，把还在黄河东山西前线的冯雪峰调回来，分别向冯交代任务。张闻天交代冯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1页)刘英回忆派出冯雪峰的时间正是在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之后，而张闻天说鲁迅、茅盾“是靠得住的”，其现实根据就是刚刚收到的他们的3月29日的来信。冯雪峰也多次说明，1936年4月党中央派他前往上海，同鲁迅、茅盾的“贺电”(冯又说贺电是书信形式)直接有关。
(7)最早以大事记形式记载此事的报纸山东军区滨海军区政治部《民兵报》(1945年12月)，《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7月27日)，均说是红军东渡黄河，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综上所述，鲁迅、茅盾1936年3月29日的“东征贺信”全文登载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有关此信的情况、内容和文字，在5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在党和红军领导人5月20日的电报中，在公开发表于9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61期的杨尚昆的文章中，在10月28日的《红色中华》上，都有记载。可以确证，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是客观存在的史实，没有任何根据怀疑它的存在。
三、邓小平怎样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邓小平组建的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经采访当事人得知，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是，通过同政研室胡乔木等七位负责人在“三座门”一起审读《毛选》第五卷文稿时的谈话。但这些谈话的具体时间、场合，谈话的内容，其背景、贯彻落实情况，当事人也说不清楚。人证不足，乃转而寻求书证。在1975年冬到1976年春“四人帮”刮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负责人不得不检查、交代、揭发邓小平在主持1975年整顿期间同他们的谈话以及相关的种种史实。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国务院政研室的四十多期《运动情况简报》和各种检查、揭发材料以及会议记录。我们运用“辑佚”这种文献整理的传统方法，辑录出了自1975年1月6日至1976年1月17日间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的二十四次谈话，并通过对谈话所涉及的人和事的调查研究，获得大量人证、书证，弄清了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抓住了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主要线索，肯定了国务院政研室在1975年整顿中所作的四件大事。这四件大事是：一、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上报了一些材料，转呈了一些信件。关于电影《创业》、《海霞》的公开放映，关于《鲁迅书信集》的编辑出版，关于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的举办，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的继续写作和出版，等等，得到毛泽东的批示，推动了文艺政策的调整。二、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汇报提纲》。三、撰写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四、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理论刊物《思想战线》。
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及谈话前后进行的活动和斗争，对于研究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事业、思想理论与领导艺术，对于编写胡乔木的传记，对于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都极有意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2004年9月)，《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录了其中22次谈话。
四、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阻挠还是拖延?
华国锋是否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看华国锋的言行。
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为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怎样对待和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让邓小平马上复出，再一种是尽快让邓小平复出，第三种是等一等，等条件成熟再解决。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用华国锋的话来说，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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