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媒:对中国危害最大的是左右之争和二次文革威胁

　　从发展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一直在强调统一思想，战争年代有其必要，执政阶段不辩证看待统一思想，文化繁荣不可能出现。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时期出现过思想的辉煌，就是春秋时期，因为那时没有统一思想的要求，到了汉武帝统一中国同时统一思想后，中国再不见照耀人类文明前行的伟大思想成果。

　　从实现社会和谐来看。全民“讲政治”就是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这种情况下既不会形成真正的政治意识，更不可能实现法治。从对社会和谐构成更大冲击的角度分析，对当今中国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道德缺失，而是“左”“右”之争和第二次“文革”的威胁，这不是危言耸听。极左的幽灵从来都没有离我们远去，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失衡、贪腐盛行等多重社会矛盾，这为“左”的回潮提供了沃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妥协性，也为“革命”提供文化支持。

　　“格瓦拉困境”制约着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革命必须激情燃烧，执政必须平和平静，坚持按规律办事

　　就革命能力而言，世界几乎没有几个政党能与中国共产党相媲美，其以自己的理论武装和精神灌输让追随者抛头颅洒热血，不惜为伟大理想付出几百万生命，这已经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但革命阶段伟大并不注定执政阶段也伟大。革命与执政区别很大，下面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一是普世价值问题。人类有没有普世价值?回答是肯定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就是普世价值。然而，由于“格瓦拉困境”导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价值观，结果把“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拱手让给西方。以民主为例，这本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古希腊时期已经形成，且共产党为之不懈奋斗，如今却成了西方国家专有。不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最大的问题在于世界还能不能找到相对一致的东西，我们评价世界还有没有共同的标准?如果没有，人类还会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还会走向和谐吗?所以，我们可以批判西方试图将其核心价值观强加于我们，但我们却没有必要否认人类共有文明基础上产生的普世价值。

　　二是利益关系问题。利益带有根本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基础，主要通过揭示乃至激化阶级矛盾，以剥夺一个阶级的利益满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实现。革命阶段共产党为什么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因为从理论到行为都没有人民之外的利益，并且为人民的利益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高尚看得见摸得着。进入执政阶段呢?整个集团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并无不妥，关键是能不能科学划分利益，进而规范和分享利益。一方面讲共产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另一方面利益等级化、集团化，这就把共产党置于被动地位，且处于道德困境。苏共为什么被人民抛弃?原因之一是获得了利益，而且在获得利益的同时还大讲自己在牺牲奉献，落差的结果招致更大的反感。

　　三是政治伦理规则问题。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没有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责任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在掌握了巨大权力的情况下，很多责任并没有人承担，尤其是道义责任。在西方，政府官员因道义责任而引咎辞职者大有人在，在我们这里却很鲜见，原因在于我们只关注组织上的行政任命，而缺少政治伦理的规范。再进一步讲，我们的价值标准和话语系统都在模糊甚至泯灭规则和标准，而非清晰界限。大家都大谈抽象的政治，结果便没有了政治，尤其没有了执政党成员的具体规则。我们曾经认为政治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自己搞得多多的”，处在革命阶段自持正义性和神圣性，而不择一切手段达成政治目的，执政后还能不择手段吗?倘若总以敌对思维开展政治活动，必然处于无休止的“路线斗争”、“左”“右”之争的循环往复，有序政治、文明政治都不可能实现。

　　四是党的领导能力有限与无限问题。看一下西方社会，民众想见市长州长很容易，我们的群众要见市长县长很难，有人开始怀疑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已经从公仆异化为老爷，其实这主要源于权力运行模式。在西方社会，因为三权分立，也因为经济规律，行政官员的权力很有限，民众出现精神问题进教堂，产生司法之争进法院，想赚钱到市场，找市长州长什么也得不到。我们的政府几乎包揽了一切，这个包揽在单一社会是可行的，可在社会高度分化、利益诉求多元的今天，仍然包揽一切，必力不从心。结果不仅没有强化党的领导，恰恰会走向初衷的反面。

　　尽管存在着“格瓦拉困境”，我们仍然需要强调，每一种文化和制度下的国家都有其特殊和特定的社会运行规则，不可能完全一样，在政治之外的社会调节力开发出来前，中国不可能把自己的传统优势丢掉。所以，这里强调的不是抛弃政治，而是政治要发展、要突破、要最大限度提升其生命力(作者：公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