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还是不交代？
说起主动交代，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比较典型。在审判最后陈述时，许迈永自己说，2009年4月13日被“双规”后，经纪委办案领导谈话、讲政策，他从4月28日起，开始陆续彻底交代问题。
两年前的7月份，许迈永的亲人和朋友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称，许非常聪明，记忆力极好。这种才能显然也在交代问题时显露出来，在浙江省纪委对其实施双规的八个多月中，许迈永写了2000多页纸的主动交代材料和3万多字的悔过书。其“全面、彻底、透彻”地交代了所有违纪违法问题。放在别人账户上的资金、房产、股票，包括贵重物品，也全部作了如实交代。
出于自保和立功的考虑，在羁押期间，许迈永的生活还包括向纪检、检察部门提供其他人犯罪的线索，有检举立功行为。
不过情势并未如其所愿，一审法院宁波市中院对这些许迈永奉为救命稻草的行为并未采纳。法院认为，“起诉指控的许迈永贪污、滥用职权及部分受贿事实，许迈永是在有关部门已掌握相关线索的情况下交代的，不具有自首情节。”
此外，“虽然许迈永在有关部门不掌握的情况下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但鉴于其在庭审中推翻原有罪供述，拒不认罪，故不足对其从轻处罚。”
极为典型的当属一心求死的中国证券界死刑第一人杨彦明。在杨任职中国长城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交易营业部总经理职务期间，贪污、挪用巨额资金，却至死不交代资金下落，成为一桩悬案。
更愿意谈“人生”
相比案情，很多落马高官更愿意谈人生。
某省省委副书记落马后，律师会见时，被告人不愿意谈案子，称其对起诉书的指控都认可。不过，辩护律师许兰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位昔日高官却主动和自己谈怎样教育孩子，言语之中，掩饰不住对亲人的思念。每次见面，这些话题也能够聊上一两个小时。
该高官的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其儿子和侄子到北京为其请许兰亭担任辩护律师，会见结束后，许兰亭也如实将他的观点转告其子女。
同样，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在与律师签了委托书之后，也不愿意多谈案件，更愿意聊聊天。
钱列阳发现，“他所代理的案件中，很多高管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没有时间、更没有兴趣去学习法律，也没有找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做顾问，对于什么地方可能触犯法律毫无心理准备。”
江苏某副省级高官落马后曾深刻反思，他本人学问做得不错，却在官场上折戟沉沙。谈及人生前途时，他和钱列阳说，“如果不走仕途，到高校做学者会好很多。”
因与律师谈人生而改变原来抵制辩护的案例也不少见。会见律师之初，刘志军的态度是“不谈高铁，不谈法律”。辩护律师钱列阳说，刘志军认为高铁很让他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
当然，这些与律师的交流也让他知道了一个新词——“中国梦”，甚至在后来的庭审陈述中，他后悔自己不能为“中国梦”做出贡献。
高官的“亲情”
在落马高官中，很大一部分是受累于亲情。事实上，亲情在落马高官的内心大多分量很重。上述江苏省副省级高官，儿子身体不好，也没有工作，由儿媳常年在家照顾，儿媳也因此没有工作，后来一个房地产公司老板为其儿媳提供了一个挂名的工作，不用去上班，但领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资，这成为他落马后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之一。
这位官员刚开始并不认罪，认为这是儿女的事情，自己一分钱也没要，也因此始终不认罪。钱列阳说，“我跟他说，只有高官的儿媳才能做到这一点，不然谁会给你提供一份不上班还能拿不少工资的工作呢？他有通情达理的一点，意识到这一点，他就承认了。”
另一位天津的副省级官员落马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这位官员仅有一女，在美国留学，为了给女儿解决住房问题，便接受他人为其女在美国所购的住房。被立案调查后，这位官员将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特别是对孩子的责任都揽起来。而最终心理防线被突破，也是因为对其女儿采取协助调查。
一旦失去自由，官员们最挂念的往往也是自己的亲人。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见到律师高子程之后，刚开始以为是检察院提审，非常不耐烦。当高子程表明身份，称自己是其妻子委托的律师为其做辩护时，陈良宇首先迫不及待地问起了家人的情况，尤其是父亲的身体状况。
刘志军在狱中常问其老母亲是否尚在人世。而谈及自己的女儿，则会显得开心，总和律师说自己的女儿外语很有天赋，不怎么学，却成绩很好。
上述江苏落马高官夫妻感情非常好，羁押在合肥期间，律师前往会见，其爱人为了送去衣物，从南京出发去合肥，却因为大雪七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一天一夜。钱列阳将此情景告诉他时，这位官员非常感动，反复地说，“太太辛苦了，太太辛苦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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