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为当红小兵用刀捅死老师证明自己革命坚决

　　摘自《炎黄春秋》2004年12期 作者：刘景林

　　驻福州军区的全部记者立即返回北京。我们到了北京才知道，其他驻各军区的记者也都回来了。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胡痴向我们传达了任务。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

　　的动态，发行量虽然只有十几份，但必须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快报》由胡痴挂帅，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主持日常工作。我和其他记者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处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越办越红火，直到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到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

　　我的任务是了解首都58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受领任务后，我就经常到北大、清华、北医、北外、石油、钢铁、林院、地院、人大、科技等高校去，看大字报同时了解各派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

　　当时，北大的聂元梓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大学生“造反派”的头头已浮出水面。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就经常向我汇报情况，传送材料。以后，各校和首都红卫兵组织又联合成立了四个红卫兵“司令部”。我又负责这四个“司令部”的联络工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这四个“司令部”被安排在天安门后面、过去大臣们上朝前在此等候的朝房里。上级也给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房间，安了一部电话，还配了一辆挂有“辰3”牌子的轿车。因为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车都是“辰3”的牌子，所以，有了这辆车我出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也就十分方便了。

　　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成立后，周总理指示：军委驻京单位和北京市委要支持红卫兵“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在三座门开会研究，同时叫我参加。三座门临近北海公园，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我乘车前往，一进大办公室，就见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等人已在座，二十多米长的会议桌旁还坐着有关各方的领导。坐在桌东头的杨代总长，指定我坐在桌西头。会议开始前，杨代总长又走了过来，想跟我说话。我赶忙站了起来——这么赫赫有名的将军，而我只是个普通的记者，要不是有特殊使命，哪会如此。他对我说：“会议开始吧，有什么指示?”我谦和地说：“我是来听会的。”会议开始后，军地各方都提出了一些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措施。最后杨代总长表态：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活动，要钱出钱，要物给物，请领导放心，一定办好此事。最后，杨代总长又过来征求意见。我说：回去向总理汇报!

　　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在王府井大街内的帅府园中学，有十几名老师被关了起来，天亮前要被处死，叫我马上前去解救。我立即乘车赶到了学校。一下车，就看见两个红卫兵站在校门口，他们手持用圆钢打成的长把弯刀，不住地往水泥地上戳打，发出“铛铛”的响声，在这动乱的深夜，显得特别刺耳。但他们一见这特有车牌的车停在门前，立即停止了戳打，并陪我进了学校。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头头问我：“有什么事吗?”我问：“你们把老师都关押起来了?”她说：“他们都是走资派、牛鬼蛇神!”

　　她带我到一个教室内一看：十几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师，已被折磨得狼狈不堪了。我当即对这个红卫兵头头说：“我奉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你们立即将这些老师放走。”这个头头看了看我，就对老师们说：“你们都回家吧!”老师们一阵惊喜，急忙逃出学校。我再次对这头头说：要从灵魂上闹革命，再不许伤害人!她点头答应后，我才离去。

　　又一天下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我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

　　吴德和雍文涛虽是中央刚任命不久的北京新领导，但因当时社会已处于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领导说话都不大管用，所以总理才叫我参加处理。

　　红卫兵抓来的各校老师和各街道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就关在东安市场二层楼上。这里比监狱还差，不给吃喝还随意打骂，不服的就处死。这一天又抓来几十名，很难说晚上会不会有人被红卫兵打死。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东安市场登上二楼，一看木板屋内已关了几十人，并正在打骂审讯。我们找到这里管事的红卫兵头头——那只不过是个戴红袖章的小男孩。吴、雍向他做了劝说。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打死人!”并命令他立刻把抓来的人放走。他看了看我们，不得不将人放走。我回来后迅速将此事写成材料，通过《快报》上报。

　　没过几天，我又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寻找彭真。他突然被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家中抓走。周总理知道后很惊奇——怎么中央刚开完会，人就被抓走了?指示立即查清是哪个红卫兵组织抓走的，头头又是谁?

　　偌大的一个北京，又在这动乱时期，各级组织大多瘫痪，要想查清此事谈何容易。我忙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找到线索。后来我想，这个红卫兵组织和头头一定是有来头的，不然，一个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又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中起码有一个班的警卫，怎能把人轻易抓走呢?我先从中关村八大学院的红卫兵组织调查起，然后又找四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头头交谈，均无所得。于是，又转向其他城区。我的调查又持续了一天一夜。最后，在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嘴里得知：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抓了北京市的一个大官。我急忙赶到该校核实，才找到了彭真的确切下落。我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马上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立刻将抓走的彭真，还有刘仁、万里抢回来，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

　　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接见了各地红卫兵代表。我参加了其中的七次。前几次接见，都是红卫兵步行通过天安门，当红卫兵走到天安门前时，为了多看看毛主席，很多人便站在天安门前不走了，时间大大拖长，急得周总理站在城楼上大声呼喊：“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后面还有几十万!”他从西边喊到东边，送走一拨又一拨，嗓子都喊哑了。有一次接见，人多又慢，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还有十多万人未通过天安门。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接见只好结束。但那些没能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都聚集在天安门前不走，直到夜深仍未离去。这时天安门城楼又亮起灯光，周总理出现在城楼上，他告诉大家，下次接见将他们排在前面。这些红卫兵才高兴地散去。以后，为了加快接见的速度，周总理又安排由解放军站在队伍两边带着红卫兵通过，但效果仍不明显。后来又改为由部队派出军用卡车，让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

　　几次接见后，驻在天安门后的四个“司令部”的红卫兵，因为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就找我提意见，希望也能参加接见。我迅速向周总理汇报。很快传来了周总理指示，叫我在下次接见时，将这些人安排在天安门后的通道两旁，接受特别的接见。但规定不能高呼毛主席万岁，以免影响天安门城楼前接见的队伍。我传达了这一指示。那次接见时，我提前将这些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后的车道两旁等候。上午10点前的几分钟，只见一列车队从中南海的侧门开出。周总理的车在前面开道，他一下车就挥手，让大家安静。一会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下了车。毛主席边走边挥手致意，坐在车道两旁的红卫兵都站起来向毛主席挥手。人们都十分激动，但又不能高呼，一直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东方红”乐曲声和欢呼声才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