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科研课题经费这一块，广东社科院的情况足以令很多兄弟单位艳羡。“每年课题经费有六七千万元，70%~80%来自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地市政府。平均一个课题有三五十万元。广东对决策咨询的需求还是很大的。”王珺透露。
青海省社科院号称“全国最小的社科院”，在省级社科院中经费最少，每年130万元;编制最少，只有90人，其中科研人员不到50人。院长赵宗福却对记者表示，“我们的日子过得挺好”。“青海处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我上任之时，我就跟省里领导说，尽管我单位很穷，但决不为难省里，要像一个有本事的儿子，到外面去挣钱。”赵宗福说。
赵宗福“挣钱”的秘诀之一，是争取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我们申报11项，有7项获批，立项率63%，远超全国平均30%的立项率。从2009年至今，我们一共获得48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本实现了人人都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赵宗福说，每年省财政拨款的130万元科研经费，远远不足，通过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了六七百万经费，这是最浅显的动力。
不是所有的省级社科院都如此幸运。
“2003年我才去辽宁社科院，科研经费一年才60多万元，全院有200多人，如果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连下一次乡调研都不够。后来陆续涨到500万元，不再涨了。500万元除去学术交流、接待、办刊物，实际用作科研经费的只有300多万元，一般一个课题1万元，大的课题也就2万多。”鲍振东很无奈，一两万元做一个课题，想出很好的成果确实困难。而且，经济在发展，科研经费不增长，实际就等于连年降低。
事实上，早在2004年的全国社科院院长联席会议上，与会者就提出，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对社科院的财政拨款应人均分别不低于10万元、6万元和4万元，且每年递增幅度不低于当地财政收入增长。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不少省级社科院的科研经费都没有获得增长。
麦肯锡这样的外来者，被认为是地方社科院最大的对手和学习对象。本刊记者肖翊曹海鹏|摄
新定位：
比领导的考虑“快半步”
迎合领导，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
缺乏充足的物质保障，特别是研究经费不足，这已成为制约省级社科院顺利实现向新型智库转型的瓶颈。“但你给地方都没有做贡献，凭什么给你钱呢?各省社科院应该在做贡献中求发展。”任宗哲说。这也就是社科界常说“有为才能有位(位子、地位)”。
社科院要在地方决策咨询体系中获得应有的地位，在地方党政智库的“五个层次”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高校是在做知识创新，就像打井，越打越深;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处在工作一线，要针对当下领导关心的问题，提出现状分析和对策。社科院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找平衡点，利用自身基础理论功底扎实，对省情、市情了解深入的优势，致力于提供本地区中长期的发展战略。各地方院应当分析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找自己有所作为的发展空间。”任宗哲如此理解地方社科院的定位。中长期、战略性、应用性，比领导干部的考虑“快半步”，基本已成为各地社科院研究方向的一种共识。
但在实际中，不少社科院的研究不仅没能“快半步”，反而是跟在领导干部后面走，参谋与咨询的功能无从谈起。由于是官办体制，很多时候社科院更多的是在解读路线方针政策上下工夫，真正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常常得不到重视。“这样的做法也迫于无奈，比如说，我们所研究的问题，给省委、省政府决策多提一些意见，特别是多提一些不同的意见，恰恰就容易惹人家不高兴，拨下来的钱更少。”某省级社科院院长说。
“上面领导提出了一个什么思路，想办法去把它说圆了，任务就完成了，领导也高兴。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没有理论积淀，没有文化积淀，不利于社科院的长远发展。”在赵宗福看来，地方社科院应该致力于把研究成果转化成党委政府的意见，高质量地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而不是做低层次的官样文章。
“社科院现在地位已经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了，长期养了那么多的懒人、庸人，队伍人数不少，文章没少发，材料没少报，有用的不多，这是不行的。”鲍振东说，作为地方社科院来说，的确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意识，但不是说要迎合地方党委、政府，迎合某个领导，“那恰恰不是巩固阵地，而是放弃阵地。”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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