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是会有那样一些“伤害人”的举动呢?如果把一切都归结于“太年轻”，是不是有逃避责任的嫌疑?后来的答案，温庆福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合适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同时怕站错队，有压力。”
这个事件同样给温庆福留下了“阴影”。1995年，他在省旅游局的办公室里，认认真真画了两只巨大的寿桃，后来，他又特意跑到益阳，放在了益阳市一中的传达室里，委托传达室的大爷一定要交给谭老师。
谭老师却没再给他回应。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稍微好过点”了，“只要他老人家明白就行。我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哪怕是默默地希望。我有愧恩师。”
延续至今的愧疚感
彼时，张琼英在益阳市三中教数学。
温庆福回忆，张琼英原在长沙市一中教书，她和丈夫罗祥生均于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中山大学，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初期，罗祥生当过汉寿县副县长，后在省教育厅工作。1957年，罗祥生被错误打成右派，后在益阳地区教师辅导站(函校)工作。“文革”中，罗祥生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不久便含冤自杀了。
“上面通知张琼英老师去收尸，还说罗先生是畏罪自杀。张老师回到学校强忍着痛苦，镇定自若，但我从她红肿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她不知独自流过多少眼泪。”温庆福说。
温庆福跟张琼英平时就有来往，经常跑到她家里去逗她活泼可爱的小儿子罗大水玩。温庆福说，罗大水比自己小9岁，“喜欢笑，还老是出汗”。
196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益阳市工宣队召开紧急会议，温庆福和几位年轻的、出身好的教师参加了。会议布置全市即将进行的“政治大扫除”，要抓一批人而温庆福，被分配带人去抓张琼英。
“大约是半夜一两点钟，我带人来到张老师家里敲门。她家灯已灭了。在密集的敲门声中，张老师10多岁的小女儿惺忪着眼把门打开了。”
之后的场景，在温庆福的“道歉”信中有详细描述：一群人凶神恶煞地冲进门，寻找张老师。张老师刚穿好衣下床，一个男工宣队员恶狠狠地对她喊“跪下!”张老师跪下后，被五花大绑着。接着，我们在她家里抄家，到处翻找东西。
温庆福在一床蚊帐上发现了几张油印的传单。温庆福说，或许是自己“还未泯灭的人性的恻隐之心起了作用”，他故意对抄家的人说，“没发现什么，走吧!”
之后，一个工宣队员押着张琼英离开了她的居所。温庆福看到“她的两个女儿惊魂未定，强忍着和母亲离别的痛苦样子”。
两天之后，张琼英回家了。在她家门口，温庆福和她相遇了。
温庆福回忆说，“她仍然是一尊不卑不亢的模样，然后微笑着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温老师，那天晚上搭帮(幸好)你没有拿出我蚊帐上藏的传单来，要是拿出来那就不得了啦!”
温庆福“无言以对”。
“我当时心想，我深夜带人去抓你，已经很对不起你了，你还感谢我。现在我还是疑问，是否真是我当时的举动帮助了她，还是她豁然大度，反而有意宽慰我?”温庆福说。
1979年，温庆福调到长沙工作，此后30多年，再没见到过张琼英。1983年，温庆福在湖南师大中文系进修时，在教工食堂遇到张琼英的小女儿。两人寒暄了几句便分开了。
对于张琼英的愧疚，温庆福说，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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