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他在听取外贸部汇报时指出：现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谁也不敢轻易打。这样，生产力越来越大，而市场的容量有限，矛盾也就越来越大。我们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都要好好研究，这对我们的外贸特别是进口关系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生产力迅速增长，形成高科技的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别成为时代主要矛盾，证实了陈云的这个判断。
1974年7月，陈云撰写了关于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两份提纲，第一份是《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第二份是《这次经济危机与1929年危机的比较》。在提纲中，陈云提出的国际形势判断，不仅符合当时的形势发展，而且对比以后的30年，与他的许多预见也出现了不少惊人的吻合。例如，关于世界新格局，他指出：“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新的国际关系”，“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虽然遇到经济危机，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仍然是有较大发展的”;“一度出现过的社会主义阵容”“不存在了”;“现在是三个世界。广大第三世界出现是最大的变化”，“帝国主义殖民地区和力量已缩小了”。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多极化世界格局证实了他的远见。关于未来的战争，他认为，首先是“部分战争”，如“挑拨第三世界之间发生战争。帝国主义武力占领中东产油国”。这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90年代海湾战争和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战争所证实。关于经济危机，陈云判断说，“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轻微受害或不受害。第三世界国家劳动人民受害最大”，“最大的石油出口和石油出口收入多于其他进口货国家是得利者。资本主义大国的垄断资本家是最大的得利者”。1997年冲击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正是如此。它明显不同于过去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出现了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特点。这两份提纲，反映出陈云在“文革”条件下仍然保持着敏锐的国际问题洞察力和长远的预见性。
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一起，汇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
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等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毒瘤。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采取何种方式，颇费思虑。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想到了在党的历史上久经风浪、立场坚定、长于谋略的陈云，并请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姚依林回忆，一次他去北长街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并没有完全的把握。通过子女传话与叶剑英交换意见后，10月1日晚上，陈云冒着被“四人帮”发现的危险，穿上大衣，把帽子压得低低的，身子蜷缩在车子后座里，前往叶剑英的西山住所面谈，他进去时，正好遇到邓颖超谈完出来。叶先给陈看了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谈话记录，然后问陈怎么办。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陈云坚决态度的推动下，中央下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两年里，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革”，中央领导层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整，因此“左”的指导思想仍然束缚着前进的步伐，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革”的“左”倾错误仍然在继续。
在政治上，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方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仍然统治着全党，“文革”造成的许多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难以出来工作。
在经济上，“文革”造成的经济混乱状况没有得到调整，反而又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规划部署上，仍然是“文革”中的老办法：一是继续提高积累率，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使“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结构持续严重比例失调的矛盾更加突出;二是继续“抓革命促生产”的老模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抓纲治国”、“大批促大干”，大搞“全国普及大寨县”等政治运动和大会战。
针对这两方面的严重问题，还没有进入中央决策层的陈云，以他在党内的崇高威望影响和推动着中央，为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错误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1977年3月，陈云在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会议工作班子要求陈云按照华国锋讲话的口径修改这篇发言，被陈云拒绝，结果会议简报竟不予刊登。但这两篇发言都在会场内外传开，产生重要影响。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要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重新审查所谓“六十一人集团”和陶铸、彭德怀等人的结论，肯定天安门事件，结束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审查“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康生等。他强烈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成为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一个伟大起点。
为了纠正经济方面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不能到处紧张，要多进口一些粮食，把农民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调的问题摆到全党面前。全会对陈云的意见给予了高度重视，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不久，陈云、李先念又联名写信给中央，建议用两三年时间调整经济，把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大体调整过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表示赞同。经过纠正上述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错误，党和国家摆脱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这是和陈云的重要贡献分不开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会后，他面临着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及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大量问题。当时曾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种认为完全是林彪、江青野心家集团的犯罪内乱，只能通过审判处理。陈云提出了有独到见解的意见，他认为：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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