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震接过银元漫不经心地往裤兜里一揣，故意为难地说：“现在共产党对你丈夫和你们犯下的罪行肯定是要追究的，我是负责处理你们案件的办案员，我会尽力帮你开脱的。”
朱氏低着头，动情地说：“对你的大恩大德，我感激不尽。”
欧震色眯眯地望着对方，意味深长地问：“到时你打算如何报答我啊？”
朱氏抬眼瞟了一眼欧震，嗫嚅地说：“随你，只要我能办到。”
欧震一把搂住了朱氏哄她道：“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毕晓辉已逃往台湾回不来了。你这么年轻，难道为他守活寡？你还是识时务些，只要你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的。”
朱氏闭着眼睛，吓得不敢反抗。她想到丈夫已远走高飞，现在解放军吃香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顺着他也是个依靠。于是她就半推半就地顺从了。
有了一夜情，欧震并不甘心，他还想长期霸占这个到手的可心女人。但他心里清楚三天两头去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家自然不便，为了避人耳目，欧震让当地留用的旧警察帮他在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巷内找了一间房子，以一定娶朱氏为妻相诱惑，竟然金屋藏娇起来。毕家暗藏了一批赃款，朱氏也拿了出来，两人添置了一些家具，明铺暗盖地过起了夫妻生活。
榆林分局局长刘永祥下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那天，欧震闲着无事，便从办公室的抽屉里取出银元把玩起来。突然有人闯进他的办公室，他吓得立刻将银元扔进抽屉里，马上关上了抽屉，但这惊慌的一瞬，却被来者老刘撞见了。
尽管老刘只见到一枚银元，但那时公安人员生活尚比较艰苦，对实行供给制的民警来说，有银元是稀罕之事。欧震不是原来的上海旧警察，家又不在上海，故一般难以搞到银元，只怕来路不正。
榆林分局局长刘永祥听到部下汇报此事后，感到虽是小事，但他没有麻痹，立刻派人找来欧震让他讲清楚。开始他不承认有银元，后来又编了一个谎言来掩盖：“银元是朋友送的”。调查的干部问：“哪个朋友送的？你把他的名字写下来，我们马上去核实。”欧震说不出来，难以自圆其说。
疑点愈加明显，刘永祥下决心查个水落石出，成立了专案组。
尽管欧震坚不吐实，但是刘永祥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派人对欧震身边的人进行了解。有个旧警察开始有些顾虑，以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只是做做样子罢了，没有说出实情，后来通过调查干部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后，终于和盘托出：“那天，欧震曾对我说是老家要来人，委托我帮忙找个住处。我是个旧警察，感到自己低人一等，为了讨好南下的解放军干部，以后能为自己说点好话，帮个忙，便利用过去当警察的老关系，很快为欧震找到了一处房子，而且是免费使用。为了掩人耳目，他对邻居称朱氏是乡下来的未婚妻。”
有了这个线索，案件有了突破口。一天下班后，专案组的一名警察悄悄跟踪欧震。欧震并没有直接回宿舍，在一番东张西望之后，径直拐进一条偏僻的小巷子。那警察一眼就认出，开门的年轻女子正是朱氏。欧震金屋藏娇的尾巴终于露了出来。
专案组当即决定，迅速前往现场，欧震和朱氏同居被当场活捉，还在其居处搜出了许多赃款，这是毕晓辉留下的财产，朱氏将这些家底带出来，准备与欧震长期生活下去。
经过做朱氏的思想工作，她抽泣着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朱氏的交代，使组织上掌握了欧震犯罪的全部证据。这时欧震才如梦初醒，吓得痛哭流涕，请求组织上给予一条出路。
刘永祥汇报完案情有些担心地说：“欧震是南下干部，公开处理恐怕政治影响不好。”
李士英局长听罢汇报，拍案而起，愤怒地说：“我们在丹阳待命时，对接管上海的干部进行了反复的教育，他到了上海才几天就如此胆大妄为，实在是罪不可恕。此事性质严重，务必严惩。不要怕丢丑，当年黄克功就是红军功臣，不也公开处理了？几千人的队伍出一两个败类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只有公开处理了，才能起到警示他人的效果，才能杜绝这类腐败案件的再次发生。”
欧震隐瞒身份混入革命队伍
但是，李士英清楚，至少从表面看，欧震违法乱纪案毕竟没有延安黄克功案那么严重，欧震也是跟随自己从山东济南南下来上海的年轻干部，才25岁，还是个小青年，他也许不知道事情的性质和严重性。到底如何处理此事，李士英徘徊许久，踌躇不定。
记得在丹阳待命进入大上海前，为了防止这些从乡村到大城市来的接管人员违法乱纪，被糖衣炮弹所俘虏，李士英特意组织学习了中央七届二中会议关于“两个务必”的精神和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等各项政策，还学习了《约法八章》、《入城守则和纪律》等文件，对党的重心工作的转移和转移后依靠谁，以及入城纪律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学习讨论，大家都表了态，怎么还是有人顶风违法，且如此之快，令李士英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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