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最后的日子心理变化非常明显。一位看守所民警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一年左右。生命将要或已经进入倒计时的死刑犯，在经历了哭闹和情绪崩溃，当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
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关必须要自己过。对于自己要被终止的人生，死刑犯会用很多字来记录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那几步做细致的解释。
接到死刑复核通知当晚，“监室的气氛通常显得很好，有道别、有说、有笑，待执行人这时显得很放松，他们说这是解脱，为犯下的罪孽赎罪。死刑犯之间会道别，很多人说相信生命轮回，至少嘴上这样说。”
赵亮从警之后便在看守所工作，因综合素质强，很快就被编入死囚监舍的值班名单中。
他说，犯罪嫌疑人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无论上诉与否，从法庭回到看守所就要调换到死囚中。
情绪的波动是难免的。“宣判后一周里，死刑犯就很难正常作息，哭闹是常有的事，面对生死大关，人难免抗拒逃避，甚至崩溃。”赵亮说，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大多在一年左右，在此期间死刑犯的心理变化十分明显，“哭闹、崩溃、平复、忏悔、面对，几种情绪周期性连续出现。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下来时，又开始变化，这是人求生的本能。”
监管死囚监舍多年，赵亮目睹了太多死刑犯最后的人生时刻。
等待“执行”是种煎熬，和民警聊天缓解压力
赵亮说，终审死刑的罪犯，在看守所里被称为待决死刑犯，会加上更重的脚镣械具，行走要手提着才可以挪动，走路时声音很大。
对死囚的监管工作主要分为三块内容：一是保持看守所秩序，防止死刑犯突然情绪崩溃发生意外；二是对死刑犯做针对性教育，使其逐渐接受极刑惩处这个结果，改造其扭曲的心理，面对罪行面对现实；三是保护死刑犯合法权益，并接受死刑犯的举报和申辩。
“终审回来头两天晚上，多数人会坐在那里仰头空想，唉声叹气或是小声地哭。”赵亮说，很多死刑犯在宣判后几天里都会被安排吃病号饭，一般是鸡蛋和面条，有时会有肉菜，“这时很少有人去打扰，这个心理大关必须要死刑犯自己熬过去。”
一般要经过一周多的“折腾”，大多数死刑犯的情绪会渐渐平复，开始向别人打听什么时候执行，“有时也问我们，一般都说一年多。”赵亮说，“其实，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执行，这是一种煎熬。”
等待执行之前，民警需要全天候、近距离监管，聊天成了民警和待决死刑犯之间的主要接触。
“死刑犯对死刑的抵触和恐惧慢慢消退后，一般便开始忏悔反省，反反复复直到想通了，要为自己的罪行接受极刑惩处，最后的执行其实是一种解脱。”赵亮说，这时，很多待决死刑犯会聊到自己的人生经历，更会总结出自己走错那几步的前前后后。
几乎所有待决死刑犯都会在这时袒露心扉，毕竟来日无多，能有人倾听也是一种压力缓解。
写遗书很费时间，有人写几个月，有人会写一年
在监管民警的教育下，死刑犯激烈思想斗争后，一般会悔过，也会对受害人及其家庭表示愧疚，觉得是因为自己的罪恶才让别人的人生和家庭发生了改变。“这时候大多忏悔是真诚的，等到要死时，死刑犯一般会将心比心地想，人家连认识都不认识就被杀了，这个事到哪儿都说不通。”
赵亮接触过的许多抢劫杀人犯，几乎都不认识受害人。
聊天之外，死刑犯会主动要纸笔写遗书。因监管需要，大多数情况下，会由轻罪在押人员协助书写，死刑犯只需口述。写遗书很费时间，有的人甚至会写一年，有的人则是断断续续地写几个月。赵亮和同事偶尔会遇到不写遗书的死刑犯，“那是一心求死的，”赵亮说。
在死刑犯的遗书中，最常出现的句子是“别走我这样的路”、“对××（受害者家属）说对不起，我错了”。
无论是连环杀人犯还是其他暴力犯罪，对自己的孩子和弟弟妹妹，最多的是这样的告诫，有些人还要求监管民警或法官给受害人家属捎话赎罪。
对于自己被终止的人生，大多数犯人会用很多字来记录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人生成功片段，更会对自己走错的几步人生阶段做细致的解释。
赵亮觉得，其实，“如果没有犯罪，他们都是普通人，也有过努力和奋斗，只是虚荣心太重了，犯下了大错。”在许多死刑犯以往的人生中，高于常人的虚荣心和争强好胜，表现得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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