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方建议“从轻”
“这是公诉方的策略，让律师没有反驳余地”
潇湘晨报：在刘志军案开庭时，有这么一个细节：公诉方当庭提出刘志军有坦白情节，请法庭从轻处罚。你如何理解？
钱列阳：这是公诉方的一种辩论策略，公诉方想噎住律师。为什么这么说呢？检察院、公诉方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其有权指出被告人有罪、罪重，也有义务指出被告人罪轻，检察院这两方的权利义务都有。而辩护人只能说，当事人无罪或者罪轻，不能说罪重的情节。这方面控辩之间是不平等的，原因是检察院掌握着国家公权力，律师只有私权利，无论刑诉法还是律师法，公诉人的权利义务和辩护人的权利义务都不是对等的。
我遇到很多刑事案件，公诉人指控了被告人有罪、罪重之后，把律师想说的罪轻的理由直接说出来，既显其司法公正，又噎得律师没话讲，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但是律师不能反过来讲一番被告人罪重的理由，那就违法了，只能讲无罪或者罪轻。
所以这次公诉人直接提出被告人有从轻情节的话，实际是想噎住我。一个人怎样才能无话可讲？你想说的话，别人都替你说了，你还说什么？你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你自己再说都觉得没有味道了，因为重复了。这是公诉人的一个技巧，公诉人说了刘志军有罪、罪重，又把他从轻的理由说出来，这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诉人的职业定位，但有时确实能把辩护人给噎住，打了辩护人一个措手不及。
而有意思的是，我在庭下时，有记者问我，刘志军有没有立功表现，我说没有，结果这个话，就被记者误导成“在法庭上说被告没有立功表现”，于是就给了大家一个控辩双方换位的感觉。第一，我在法庭上是没机会说这种话的；第二，刘志军确实没有立功表现。因为立功是揭发他人，刘志军没有揭发他人。我不能说假话，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
潇湘晨报：这次公诉方当庭这么说，你是怎么应对的？
钱列阳：我当时顺水推舟认可公诉方观点，但我也有自己要具体谈的其他观点。这在后来的辩论中也陆续展示出来了。
潇湘晨报：从法庭采信角度来说，是公诉方建议的从轻处罚效果好？还是辩护律师建议的从轻处罚效果好？
钱列阳：效果是一样的，但无争议的问题更容易被法庭采信。
潇湘晨报：你在为刘志军作罪轻辩护的前提下，其实又作了部分无罪辩护，因为你实际认为被指控的4900万受贿金额与刘志军无关，这是与公诉方“死磕”吧？
钱列阳：也可以这样说，这只是我学术观点上坚持司法正义的一种方式。
关于性贿赂指控
“我只对财产指控进行辩护，没问过男女之事”
潇湘晨报：刘志军对辩护律师没有要求，甚至不需要律师，你是怎么切入这个案件的？
钱列阳：刘志军案给我带来的思考是，当一个被告人对律师没有要求的时候，律师该怎么样做？当被告人对律师有完全要求的时候，律师又该怎样做？
针对刘志军案，我与他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要重新构建这个案件的具体思路，我和他之间有个约定，事实部分，他都认可的，要我尊重他，我不提质疑。但是拔高到法律高度，是否构成犯罪，那是我专业人士的专业意见，请他尊重我。所以我们多次沟通后，有一条双方遵守的“三八线”。
潇湘晨报：据说，刘志军在向中纪委交代时坦承接受了丁羽心的性贿赂，但公诉方没有对此提出指控，我们对性贿赂定罪的难度在哪里？
钱列阳：我没听过有这样的“坦承”，案卷里也没有。关于性贿赂该不该定罪，这是一个纯学术问题，不是所有有危害性的行为都可以进入刑法制裁的范围，一定要有刑法意义上的证据及可操作性。很多年前，学术界一直在讨论性贿赂能否进入打击的范围，都觉得很难取证。法律如果进入一个人的情感生活中去论是非，基本就属于“抽刀断水水更流”，感情的水不是用刑法的刀来解决的。所以性贿赂取证方面很困难。性贿赂毫无疑问有危害性，比财产贿赂危害性更大，但是人性是会发生转变的，所以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有性贿赂的案件，最后贿赂者与被贿赂者发生了感情上的联系，甚至走向了婚姻，就会把刑罚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刑法非常注意的是，不仅是打击犯罪的必要性，还要注意打击犯罪的可能性，表现为获取证据的可靠性、周密性、稳定性。性贿赂如果进入刑罚制裁范围，就会出现这些困境。
潇湘晨报：双方究竟是权色交易关系，还是彼此之间有真正的感情，这是认定是否构成“性贿赂”的关键。如果刑法有这么一个罪名，那么放在刘志军案件中，取证难度是不是很大呢？
钱列阳：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作为刘志军的律师，只对起诉书指控财产和财产性利益来进行辩护。我没有问过他这些男女方面的事情，我也不感兴趣，我更没有考虑取证是否有难度，是否能入罪。所以我真的不清楚刘志军跟那些女人的关系，案卷里也没有这个部分。
潇湘晨报：刘志军在一审后说，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不上诉了，这是真的吗？
钱列阳：是真的。
潇湘晨报：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他说，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是什么意思呢？
钱列阳：那我还真是猜测不出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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