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中央部门“空降”干部多 “京官”调任渐频繁

　　十八届政治局委员25人中，12人有“空降”至地方任职经历，如李源潮、汪洋、刘奇葆等。十八届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的地方任职经历广为人知，张德江、俞正声在早年也都有从中央调任地方的经历。

　　不仅是这届中央政治局，之前几届中央政治局中，有从中央“空降”地方任职的领导人的比例，也一直占一半左右。

　　十七届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中，有13人曾经从中央调任地方。十六届23名政治局委员中，也有11人有“空降”地方任职经历。这两届政治局的常委中，贾庆林1983年由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调任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厂厂长，曾庆红1984年由石油部调到上海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国强1996年由化工部副部长调任福建省省长。

　　现任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中，曾“空降”至地方受到重用，后又提拔回中央担任要职的，也不乏其人，如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国土部长姜大明等。沈德咏2006年从最高法副院长调任上海市纪委书记，2008年回京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至今。

　　此外，比较有意思的还有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杨振武，他从人民日报副总编一职调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后重新调回人民日报任总编辑。

　　当然，也有一些‘空降’的干部长期在地方任职，还有的人直接在地方工作至退休，如原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原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等。

　　基层工作经验越来越重要

　　“解放后，‘空降’干部作为一项治国策略就一直在施行。”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李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共建政后，不少军队干部就地转化为地方干部，其中就包括一些下派的政工干部，这是最早的“空降”干部。直到改革开放前，这类干部都是地方干部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改革开放后，干部“空降”开始规范化和常态化。1990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2006年又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干部交流”走向制度化。干部交流包括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之间、地区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交流。2009年出台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中，也明确了对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基层经验要求。

　　201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时任中组部长李源潮在浦东干部学院的一个讲话，其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要达到一半以上。这被看成“没有基层经验不能提拔”的一个重要信号。

　　此后，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力度不断加大。2010年下半年，中组部一次派出66名司局级干部到各地任职，分别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这种交流随后向省部级干部延伸。

　　从中央下派的干部，一大特点是“专业性强”。一般来说，国务院部门的干部下派地方后，都先担任政府副职，分工与之前的工作经历有关。例如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空降”浙江后，担任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就任江西副省长后，分管文教工作;国家林业局副局长祝列克任陕西副省长后，分管农业、农村工作。

　　而中央“党口”干部下派到地方后，一般也担任“党口”领导，公检法司部门的“京官”下派地方后，主要担任纪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

　　这些领导干部空降到地方后，给地方带来了什么?从各地情况看， “京官”们过去在中央工作中积累的人脉，往往成为地方难得的资源，一些资金、项目也跟随而来。

　　例如2009年，三星电子对外宣布，将在中国建立一个以研发生产世界先进的20纳米闪存芯片为主的半导体工厂。消息传出，北京、重庆、苏州等十多座城市都伸出了橄榄枝。2010年7月，工信部副部长娄勤俭出任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后，2010年12月，项目花落西安。成为陕西省长后，娄勤俭又推动工信部与陕西省共建西安邮电大学，根据协议，工信部将支持该校承担国家相关科技项目。

　　2011年，中石化总经理苏树林就任福建省长后，推动了中石油在厦门的500亿投资项目。现任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2004年由中铝集团总经理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常务副主席后，就提出 “广西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最大的铝工业基地”。

　　“中央干部到地方工作，有利也有弊。”中央党校教授吴辉说。在一些地方干部眼中，中央干部调任地方后，由于对当地情况不熟悉，未必能推行最适宜当地的治理政策。

　　马庆钰认为，在中国官员选任制没有完全落实的情况下，干部“空降”的好处也不言而喻，官员在地方工作相对超脱，减少与地方利益的纠葛。

　　加强中央权威

　　在一些专家眼里，中央近年加大“空降”干部力度，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对相关干部“提名权”的博弈。

　　2006年前，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主要在地方党委，这种提名方式因难以避免“同体监督”，一直受到争议。从2006年开始，中央从四大直辖市入手，向地方“空降”纪委书记。当时舆论认为，这是中央加强纪委垂直管理、确保中央对地方反腐控制力的直接反映。

　　几年来，纪委书记人选由中央“空降”或从外地调任的，越来越多。现在全国31个省份中，已有25个省份的纪委书记由中央“空降”或外地调任，确保了中纪委对省级纪委书记的提名权。

　　与此类似的，还有对省级党委组织部长的任命。

　　十七大后，中央提出最大的腐败是用人腐败，要遏制这一腐败，就要改变干部任命由少数人提名的做法。自2008年起，省级组织部长“空降”或从外地调任也在加速。此轮换届后，31个省份中，有9个省份的组织部长由中央“空降”，另外21个省份的组织部长都是异地调任。只有海南省委组织部长李秀领自1987年后一直在海南工作。

　　中央党校教授吴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以何种方式选拔官员，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主要通过管地方的“钱袋子”和“官帽子”来调控地方。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中央对地方经济调节的权力越来越小，但人事权一直在中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认为，目前体制下，“空降”官员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中央的权威。

　　近十年来，中央与地方干部交流的另一个现象是，当一个地方发生腐败窝案后，中央就会通过大量“空降”干部到地方任职，加大对地方干部调整力度。

　　例如2002年到2004年，黑龙江原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原省长田凤山、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一批官员相继落马。本着“案件要查，发展不停”的精神，中央在2004年10月10 日，一次调4名副部级官员赴黑龙江任职，此外还从外地调了35名厅级官员到黑龙江任职。

　　2006年，陈良宇案发后，上海两任纪委书记都是由中央从外地调入，市委宣传、组织部门负责人也由外省调任，“外省籍干部，上海本土成长”模式开始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