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比较复杂。在官方记录上，我的籍贯是云南大姚，其实那里是我爷爷的出生地，至今我也没去过一次。我父亲出生于浙江杭州，但生长于江苏、上海等地，后来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我母亲来自江苏丹阳的吕城镇，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父母大学毕业后选择到条件较为艰苦的河南工作。虽然我出生在河南、成长在河南，但我对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一度迷惑，小时候的邻居和同学也总认为我是“南方人”。高中毕业后，我离开河南，才逐渐意识到对生长了18年的故乡的眷恋和感情。今天，无论什么人问我，我总是会很自豪地说：“我是河南人！”是的，我是生于河南、长于河南、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当时称光明公社）闫寨大队小郭庄。2010年5月，我与母亲一起看电影《高考1977》，之后老人家很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下放的情景：196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一家六口人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从郑州启程前往从未去过的驻马店。我年纪小，跟着母亲坐在驾驶室里，一路上又新鲜又兴奋，叽叽呱呱说个不停。哥哥姐姐则是和家具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虽然只有两百公里的路程，卡车却颠簸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在晚上十点钟才到达小郭庄。我们的新家是刚刚把牲口迁移出来的一个牛棚，地上的麦秸秆还没有打扫干净。父母点上早已准备好的煤油灯，忙着卸家具，哥哥姐姐则帮着搬运一些较轻的物品。面对陌生的草房，闻着怪异的气味，我抱着母亲不肯松手，哭着闹着嚷嚷要回以前的家。懂事的大姐把我抱过去，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没想到，这间牛棚伴随我度过了幼儿时期的三年。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我们全家一直住在这个村西头的牛棚里。能干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整个房子装修一新。那时，小郭庄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用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叫上两声。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我的父亲带着我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电线杆，把电线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附近十来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当地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父亲对村里的贡献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大家有事情都来找他商量，也常常请他帮忙。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邻居从镇上的百货店里买来布料，然后请我父亲量体裁衣，我们家的上海牌缝纫机在这时候也就成了全村的宝贝，父亲、母亲、大姐会轮流使用，尽量帮帮邻居。父亲除了裁缝，还会木匠活、剃头剪发等等，我们家的大部分家具都是父亲亲手打制的。后来父亲还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
母亲所描述的当时的物质之简陋、生活之艰难，我基本都没有印象。经过许多年的过滤记忆，童年剩下的只有无忧无虑的淘气，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可能是食物的相对匮乏。由于家里孩子多，虽然父母都有收入，吃饱肚子没有问题，但至于吃什么就不得不量入为出了。如果一餐有肉，除大姐外的我们兄弟姐妹三人一定会掀起一场大战，很惭愧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孔融让梨的觉悟。我是最小的孩子，可也是最馋的一个。不论母亲把好吃的藏到什么地方，我总是能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它们找出来偷吃掉，尽管每一次都免不了挨一顿揍，依旧屡教不改。1971年的春节，我还不到四岁，父亲从镇上买来十多斤五花肉，做成一大锅香喷喷的红烧肉，让我们几个孩子随便吃。一年多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我们都不遗余力，尤其是我，专拣肥肉，吃了满满一大碗。吃完后身体很不舒服，难受了整整两天，什么都不想吃。那次吃伤了身体后，我有将近二十年对肥肉犯怵，吃一点就会反胃、呕吐。直到现在，即便再美味的肥肉，我都心存疑忌、很少品尝。
家里吃的东西有限，我们就到田间地头自己解决，童年觅食的经历是记忆里最大的快乐之一。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俗称的豌豆角子。翠绿的豌豆角刚刚长大，但里面的豆子还是瘪瘪的时候，其美味真是胜过天下的任何水果！把豌豆角从中间一掰，但不完全掰断，顺势从连接面上撕掉一层透明的膜，如法炮制再把对面的膜撕掉，剩下的部分往嘴里一丢，其清脆香甜难以描述。我们几个小伙伴猫在田里放肆大嚼，有时，一不小心，一根竹竿就会狠狠地砸在谁的脑袋上。看田的魏大爷恨透了我们这些防不胜防的小害虫，下手从不留情。但是魏大爷知道我们一家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对我们很照顾。他的扁担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脑袋，甚至他还会偶尔在傍晚时用衣服兜一袋豌豆角送到我家。作为感激，我能干的父亲会帮他理发以及过年时裁制衣服。
村里的人对我们一家都很照顾，也从没听母亲说过有任何被排外的经历。因此，尽管在那个贫瘠的农村只是生活了不太记事的三年，可是每当说起来，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第一故乡，透着一股发自内心的亲切与眷恋。
1972年，我们全家搬往20公里之外的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又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村里的众多孩子围着汽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我的母亲从附近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这一次，我也随同哥哥姐姐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车开起来后感觉到大风扑面，真惬意！
在驻马店镇住了整整八年。这期间，我开始懂事，也有了很清晰的记忆。平心而论，镇上的生活比小郭庄要方便得多；但童年的我居然开始留恋农村生活，想念我的小伙伴。此后，这种感情长期跟随着我，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在我心中，记忆并不清晰的小郭庄似乎是我永远的故乡。
尽管从1985年考入清华大学开始就基本没有再长时间地回过河南，但是那里依旧是让我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在美国如果能够遇到一个河南人，总是感觉分外亲切。海外的华人生物学家当中有不少河南人，改革开放后，以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第一届考试第一名身份赴美留学的王小凡，以及在美国留学生中首先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都是河南人。我和他们的交情也因为老乡身份而更加深入和自然。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河南人的名声开始出问题。2001年我回国，似乎处处都不欢迎河南人。最可气的是看电视里的防盗公益广告，地铁里的乘客都说普通话，却偏偏让两个扒手之间用河南话交谈！真是岂有此理！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公平也更激发了我为河南人鸣不平的愿望。还好，还算有人主持公道，通过写书为河南人讲理。我自己也买了一本叫《河南人惹谁了》的书，边读、边笑、边生气！虽然书里讲述了许多对于河南人莫名其妙的误解，但书中的例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顺便说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一次是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肯灵顿滑雪场滑雪，碰到一个中国人，很亲切地聊起来。我很自然就问道：您是哪里人？对方说：河北人。我说：哦，那咱们很近，我是河南的。这时对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其实我也是河南的，在河北邯郸生活过两年，只是河南人名声不太好，所以外人问时总说自己是河北人。我听后感慨良多：咱们至少都是中国人吧！不是有“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吗？
另外一次是去中国南方某高校做学术报告，晚宴时某位校领导问我：施教授，哪里人？我答：河南人。他好像没听清楚，过了几秒钟，又问：您祖籍是？……我如实报告了爷爷和父母的出生地，他于是恍然大悟：哦，您是云南人呀！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却绝口不再提河南，真让我哭笑不得。
回国不久的一次聚餐时，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水利系一位河南老乡。此君妙语连珠，因为同座的还有几位山东老乡，他就拿河南和山东比较，现摘录如下：
――为什么河南人名声不好？那是因为别的省如果有人做了好事，都是用省说话，比如山东出了梁山好汉，山东有孔圣人；可出了坏事，却是用市县去说，比如，泰安有个罪犯。可到了河南，反了。河南要有好事，总是说市，比如洛阳的牡丹，南阳的孔明；可是坏事呢，却一下子都说到河南省去了。这么一来，就好像山东只出好人，河南只出坏人了。
――反正吧，我是这么觉得：山东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河南也是如此。
闻言莞尔。其实全国各地，又能差多少？
从出生到18岁上大学，我有将近11年是在驻马店地区度过的。所以，我不仅是地道的河南人，更准确点说，我是驻马店人。今后，您贬损河南人之前，最好四下观望一下，免得我在场让您下不了台。
后记：此文写于2009年8月中旬。那一年的9月26日，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大姐玉芬、小姐云楠，在离开了将近37年后又回到了河南省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村小郭庄。本以为不会有人再记得几十年前的事情，事实却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自我介绍，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两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临走时，他们希望我们带些土产回来。推让再三，我们收下六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石榴。这些乡亲的情谊让我感动不已。40年前，他们就对我们全家照顾有加，我的父亲母亲也尽力帮助过当地百姓。今天，我用什么来报答这些父老乡亲的厚爱呢？
施一公简历
男，1967年5月出生，河南驻马店人，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并获中国数学会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保送至清华大学。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曾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2007年被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华大学教授。2009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获2010年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学奖。2012年施一公被聘为河南省实验中学荣誉校长。
在美国生活了18年的施一公，2008年初全职回到清华大学工作，后来还放弃了美国国籍。他的归来被认为是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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