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影响
有人去老家私下调查
京华时报：为什么你说“三四月份是艰难绝望的”？
罗昌平：当时我最亲近的人得了绝症，那段时间处理家事，要回老家，要忙工作，还要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课，同时要兼顾随时配合调查，所以很艰难。这些事也没怎么跟人讲过。
京华时报：举报的事家人知道吗？
罗昌平：举报第三天，姐姐就知道了。一周后我父亲也得知了。他们一直关注我微博。有时我出国，网友就说“罗昌平外逃了”。我怕家人担心，天天得给家里打电话。
京华时报：刘铁男找你们单位交涉过吗？
罗昌平：《中国式收购》发表后，刘铁男派了一名司长来公关，他们说报道非常客观非常正确，但希望能消除一下负面影响。到我举报时，可以在我博客看到报道，但网上的转载都没了。
京华时报：有没有遭遇过人身威胁？
罗昌平：我和记者张鹭老家都是湖南的，曾有人去调查我们。他们用很温和的方式，说我家有几口人，还有一些特定的信息，等等。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威胁。
谈反思
不提倡媒体人去举报
京华时报：你揭露的贪腐高官有多少？
罗昌平：我原来出过一本《递罪》，是关于湖南郴州的官场地震；今年又出了一本《高官反腐录》，汇集了23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都是我在职业生涯里收集到的落马的公开材料。这些人里，我能认出80%以上的照片，对他们非常了解。这些不能算是我揭露的，只是我报道了其中很多的个案，大概在30人左右。
京华时报：网络举报会给反腐带来质变吗？
罗昌平：很难。这么多年，仅仅是在举报方式上发生变化，制度上并无突破。就刘铁男案本身来看，先后经过了内部人举报、媒体报道、老干部内部举报、我的实名举报四个阶段。你能说这是一种胜利吗？
京华时报：对这次事件，有网友评价是反腐的“里程碑”式进展，你怎么看？
罗昌平：我并不看好“里程碑”的说法，这仅仅是个案的突破，对制度本身并无贡献。如果以刘铁男倒台作标本，它是不成功的，也不可复制。走到这一步经历了很长时间，证据核实需要非常严谨。不可能每一次都由媒体人通过微博举报，也不可能轻易找到一个省部级官员的贪腐证据。
京华时报：你怎么看媒体人变身爆料人的角色转换？
罗昌平：我并不提倡媒体人当举报人，这是很无奈的举动。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不是职业新闻人应该采取的方式。事实上，我的个人行为很可能伤害到我服务的机构，对此我很愧疚，我也向我的团队和老板致歉过。我只是觉得传统媒体能做的越来越有限，新媒体提供了一个可能，想试一下。
谈机制
应保护受干扰举报人
京华时报：举报人保护制度应该是怎样的？
罗昌平：如果有人举报，有关部门如公、检、法、纪等应该启动一个评估程序，分两部分，一是大体核实事实的真实性；二是要评估举报人的安全等级，根据不同等级启动不同保护措施。
关于怎么保护，首先，可以建立一套保密系统。香港廉政公署的举报人制度就是非常保密的，每次举报都有一个编码回馈给举报人，举报材料及举报人信息也以编码的方式自动进入系统，实现公检法在某一个层级的互通，提高办案效率。
第二，要有一个干预制度。如果举报人受到非正常干扰，应该启动保护程序。比如当天我举报后，能源局说报警，即使真有警察出动，这在以往看来也不罕见，这时有关部门应该出面制止。
第三是事后追责。以前，安徽的一个举报人举报属实，调查部门要重奖他，但他不敢去领奖。《中国青年报》做了一项针对8000多人的问卷调查，结果八成人不看好实名举报，对举报后果也很担忧。能源局之前辟谣，现在看来就很不妥，如果有事后追责制度就比较好。
京华时报：你怎么评价自己这次举报？
罗昌平：我用自己的“举报信誉”去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会给权力系统一个警示，你有没有做好准备接受监督。
举报始末
2012年12月6日，《财经》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当天下午，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称罗造谣，并将报警处理。
2013年1月7日，刘铁男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身份出席全国能源工作会议并讲话。
2013年1月30日，罗昌平称，中央有关部门已就其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当晚，刘铁男出现在新闻联播中。
2013年3月，原电监会主席吴新雄接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留任发改委副主任。
2013年5月1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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