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山木案、黄波案:“职场性控制”危害巨大
职场“性控制”可以说是职场性侵害的一种,特点是让受害人精神上被控制,使其愿意与施暴者或其他人发生性行为。实行“性控制”的方法往往不同于传统性侵害的殴打等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威胁、恐吓等胁迫手段,或酒、药物等方式。更高级的,则会采取一些类似邪教仪式的精神控制办法。 宋山木案轰动一时
在轰动一时的宋山木强奸案中,宋山木利用企业文化、制度和总裁权力、权威来驯服员工,以一套严格、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加上物质刺激和控制,在精神和肉体上对女员工实行双重奴役,建立了一个“帝王+后妃”的管理模式。与之类似,同样轰动一时的黄波案中,“危险的职业规划导师”黄波善于精神控制,以教学为名,对学员实行“心理治疗”,实则性侵害,他曾有知名语录为“我命令你在90秒中之内把衣服脱光,这是对你行动力的考验!”。
“尽管这两个案件因媒体曝光受到了很大关注,但以类似这种方式进行企业管理和职业培训的小企业、小机构仍然不在少数,是孕育各种“性侵害”乃至“性控制”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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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弱势”的打工妹,更易被“职场性控制”
为何“沉默的受害者”不愿报案?
被性侵害的孩子被心理学家称为“没有嘴巴的孩子”。大人平时对性三缄其口,孩子在羞耻感和恐惧之下,反而会掩饰自己受的伤害。即便对于成年女子,这种情况也非常普遍,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把遭遇性侵害说出去。有资料称,“在性侵害案中受害人往往存在着‘沉默的强奸反映’现象,据估计每10个真正被强奸的人中只有一个报告警方”。
而赵红霞这样的打工妹属于“三重弱势”
对于赵红霞这样的人来说,遭到“职场性控制”固然有自己轻信谎言、不自爱的原因,但事实上的弱势地位使她们往往难以摆脱这种控制――来自农村、打工妹、年轻未婚妇女,不管哪一种身份都处于弱势、往往是被欺负和欺骗的对象,当独自在外打工时,就容易遭遇各种不幸。
然而法律对她们的保护并不充分
就在几年前,媒体上曾报道过这么一则法治新闻――
“诸城姑娘小牟来青岛打工,不想落入老乡的圈套,被逼着干起了皮肉生意。几个月后,小牟摇身一变,从受害人变为老乡的同伙,和人演起双簧,向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嫖客敲诈30万元。昨天,记者从法院获悉,小牟的同伙因为逼她卖淫,构成强迫卖淫罪,而小牟被指控参与敲诈勒索的罪名同样成立。因小牟未成年,落网后又积极协助公安部门抓获其他嫌疑人,才免予刑事处罚。”
一个未成年少女,被胁迫卖淫几个已经够惨了,却还要因被迫参与的敲诈成为胁从犯并罪名成立,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不管是立法还是司法,我们对弱势女性遭遇可能的性侵害的保护,还远远不够。
结语
在许多人视赵红霞为“反腐英雄”时,有人发出“不要盲目同情赵红霞 她也是诈骗分子”的论调。然而仔细看她“参与诈骗”的过程,人们很难不对她抱以同情。作为“失语阶层”的赵红霞的遭遇,比起当下备受瞩目的中小学中的“师源性侵害”,同样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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