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人共居一室只为“离北京更近一点儿”
低微月薪造就大量“集体宿舍”
“每次从床上爬下来，都会碰到旁边床睡在下铺的姑娘挂在床头的一大堆东西，就因为这个，我们总免不了争吵。”22岁的李晓溪（化名）作为北京某高校09级文学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今年1月左右就离开了校园，开始加入投简历、面试、再投简历的“应届生”大潮。
随着毕业离校日期的日趋临近，许多工作未定、又不愿离开北京的应届毕业生开始为自己寻找一个临时“落脚点”，考虑到拮据的经济状况，不少人选择加入“公租” 的行列。然而和十年前远离市区进入“北漂”聚集地的情况不同的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中有不少选择入住隐藏在市中心高档小区内的“集体宿舍”，无合同，多人居住，共用卫生间。
“看房时告诉我们全都是大学生，但住进来就发现环境真挺杂的。”在崇文门附近一处配有24小时保安的住宅区中，晓溪住进一户130平方米的公寓已经半年多了。这套3室2厅的公寓被划分成1个10人间、3个8人间、1个6人间，共40人居住，晓溪居住的原本是这套公寓里最小的一间卧室，不到10平方米的空间放了三套上下铺的铁床和一个铁柜。
一位屠姓房东告诉记者，公寓内居住的全部都是高学历、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以应届生为主。
由于忍受不了40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打定主意在北京吃苦的晓溪也动了换个房子的念头。“40人挤到唯一可以使用热水的洗手间，导致洗澡、洗衣服、刷牙洗脸都不能关门。4月份时饮水机坏了，房东扔了个热水壶在客厅，从此我们都只能喝桶装水。住进来时房东给我们准备的东西，大多都很恶心。”晓溪指指自己破了个洞的枕头，隐约可见其中泛黑的棉絮。
在形如学生公寓的拥挤的上下铺中，这些“90后”的关系依然十分紧张。“上铺的女孩今年才20岁，上大二就辍学了，在南锣鼓巷一家店里打工，追求设计梦。旁边屋里还有一个从人大毕业的姐姐，面试了几个月，高不成低不就。”交流不多，也是这个拥挤的环境中常常发生争吵的原因之一。
虽然动了换个环境的念头，23岁的晓溪却不愿住进天通苑、回龙观等大量毕业生的聚集区。“同事住在天通苑，900块钱就租了一个一居室，但每天赶第一趟地铁上6点半的早班，有时上通宵晚班，就住在单位了，这样的生活我不想要。”
在采访中，不少住在市区公寓的90后告诉记者，今年接收应届毕业生的单位很多只能提供3000元左右的月薪，住得远，意味着在稍微舒服一点的同时，要支付更高的房租、更高的交通费用，“那些隔断成一个个小窝的地方，男女混住，同样共用卫生间，有的养宠物，鱼龙混杂，可能比这里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少在北京住过一两年的学长学姐都搬到天通苑去了，那里可能是北京目前最大的‘睡城’，三五百块就可以租一个地下室的房间住。但对于我们来说，这里至少让我们感觉自己离北京没那么远。”
找工作碰壁尝试自由职业
来自河南开封的大四学生李栋“义无反顾”地决定留在北京，尽管他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我是学影视专业的，北京是文化产业发展最发达的地方。”李栋说，在多次找工作碰壁之后，他开始尝试着做一名自由职业者，现在他开始进行一些简单的影视剧本创作，先期准备在网络上进行投稿，等获得一些认可后，再转作真正的影视剧本创作，李栋说，“我的理想和我的梦都在这里，从四年前进入大学这一刻开始，这个梦就一直在这里，它从没有改变过。”
逃离北上广的性价比
户籍门槛挡住超龄毕业生
作为一所985高校热门专业、成绩优异的学生，朱明本来对自己留京落户信心满满。她早早就瞄准了一家有留京指标的事业单位，一路过关斩将，闯过了简历筛选、初试、面试三关，3月份就与这家单位草签了协议，就等最后正式签三方协议了。但4月份，她从同学那里听到一个模糊的消息：今年北京落户有年龄限制了――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不超过27岁，博士不超过35岁，超龄的将不能落户。开始朱明不相信，“这太像网络谣言了。这么重要的政策，为什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老师、我要签约的单位人事处都没告诉我？”
但很快，她从单位人事处那里得到了证实，“本科生不超过24岁”要求1989年1月1日后出生，而出生于1988年年底的朱明因为上学晚，初中时又病休过一年，刚好超标。不过，单位人事处负责人没有跟她把话说死，只是说：“也是刚接到通知，我们再去问问，再努努力。”
因为在北京没有备选单位，朱明五一才紧急通知父母在家乡湖南帮她找工作。所有的焦灼、愤懑被硬生生吞下，她甚至能跟记者开玩笑：“反正北京吃不到正宗湘菜。”
高房租粉碎毕业生北漂梦
今年3月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孙景鸿就开始着手找工作。一口气打印了100份简历，和大部分同学一样，他也曾一心想留在北京。每天看招聘网站的更新信息，上百条信息过滤完，他凭着感觉投递出去一二十份。校园宣传栏里的企业招聘通知，学校组织的招聘会，孙景鸿几乎一个不落地都去过了。
没有下定决心离开北京之前，孙景鸿一边找着工作，一边在周边挑着房子。校园里就贴着一些租房小广告，孙景鸿没事就去留意一下，但亲自去看过的并不多。他从和同学的交流中已经初步了解了租房成本：“每月租金1000元以内的房子，条件特别差。如果能找几个同学合租，还想每个人有单间，没有每月1500元也别想。”
最终决定告别北京，回到湖南怀化老家，孙景鸿说是受到一个高中学姐的影响。他毕业前该学姐已经在北京工作几年，在一家宠物医院上班，每月4000元的收入。一次聊天中孙景鸿得知，学姐如今还租住在地下室，北京户口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缥缈的梦想。
学姐提到的一个细节让孙景鸿印象深刻――由于常年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盖的被子也从没有干过。“我受不了这种苦，回家后哪怕找的工作再不好，也肯定不至于住地下室。”其实孙景鸿知道，虽然还没有在北京上一天班，但每天早上钻出黑暗潮湿的地下室，已经成为他北漂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
给父亲打过电话之后，孙景鸿终于可以毫无牵挂地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去寻找一份湖南怀化市的金融企业、银行和公务员职位。很快一家金融企业就与他进行了接触，并已经答应给他第二轮面试机会。孙景鸿还想试试报考家乡的公务员，大学里学生干部的经历，让他对入职公务员很有兴趣。
孙景鸿的专业是国际金融，他为此用专业的研究理论来诠释自己毕业选择的正确性：在北京一份3000元到4000元的工作，刨去房租也就只有2500元。之后还要支付水电费、饭费、生活费等等，这样七扣八扣下来，辛苦一个月不仅没有剩余，可能还要向家里伸手。如果回到家乡就业，至少没有租房的成本压力，至于就业岗位，不仅可以精挑细选，还能够寻找那些符合自己发展方向以及企业发展前景的。如此比较下来，还是“回去性价比更高”。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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