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作文稿到“文艺作品”，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越来越贴近读者，生动有趣。这些图书将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当代政治留下历史注脚
“我穿此袍十多年，业精于勤苦当甜。你无点墨靠送钱，编制关系滥用权。贪污受贿骨头贱，常说假话上下骗。道德败坏天人怨，判刑坐牢退民田。”这首名为《良官骂贪官》的诗出自前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新书《闲来笔潭》。
与之前出版的三本工作文稿不同，吴官正的这本新书被称作“政治家写的文艺作品”。除了人生经历、工作回忆和读书感悟，读者还能读到吴官正原创的“小小说”。
该书责任编辑、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说，退休后，吴官正将“闲时走走、看看、想想、议议”的所得写满了四十余册笔记本，成了《闲来笔潭》一书的原始素材。配上四十余幅自学的铅笔插画，生动而“有趣”。
从工作文稿到“文艺作品”，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越来越生动有趣，越来越贴近读者，而过去要求严格的送审程序也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从政论文集到文艺作品
相较于过去常以“集体智慧结晶”面目出现的中共领导人文选，近年来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体裁逐渐走向多元。
从已公开出版的书目看，政论文集和工作文稿仍是前国家领导人出书的主要形式。这类作品选取他们在任期间的工作讲话、文章、书信和批示集结成册，对领导人的从政生涯进行官方性质的梳理。
以领导人名字加“选集”（“文选”“文集”）命名，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这类书籍的最高规格。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共老一代领导人，新世纪以来只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版过《江泽民文选》。
《朱基答记者问》对文集的形式进行了新的探索。这部书收录了朱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
2003 年春，李岚清退休后，有人建议他出版文集，但李岚清否定了这一提议，改为访谈形式。“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已将我的报告、文章、批件、会议记录等整理成册，洋洋数百万言……时过境迁，对时代背景不太清楚的同志未必能看得明白，再过若干年甚至可能变成‘古董’。”李岚清在《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前言中如此解释。
与卸任的西方政要相比，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出书往往低调。不过，西方政要决策回忆录的体裁逐渐得到了他们的青睐。《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被认为是中国总理的第一本专题性回忆录。此后李鹏先后推出了五本日记体著作，涉及核电、电力、人大、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
此类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还有《杨尚昆日记》和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后者从参与者的视角回顾了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20多年中国的外交风云。
抛开政治题材、回归专业背景和兴趣爱好也是卸任领导人出书的一大趋势。如江泽民出版了两部学术著作《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能源问题研究》。
退休后的李岚清以“不涉政务”自律，醉心于研究经典音乐和书法篆刻，先后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原来篆刻这么有趣》《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等作品。
在张振明看来，吴官正的《闲来笔潭》不同以往，是卸任领导人著作里具有开新意义的一本。从这本“原汁原味”的文艺作品中可以窥见卸任领导人出书个性化和风格化走向。
“文稿小组”和“出版社”
对于出书的初衷，许多前国家领导人是为了“向人民汇报工作”。李岚清在其《教育访谈录》前言中提到，“谈谈我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些经历和体会，让读者了解国家公共政策和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
按照惯例，前国家领导人出书需要成立文稿编辑小组，有时会向自己原来分管的部门借调人员。文稿小组的成立，亦需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
《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一书同样成立了一个四人采编小组，成员有原《人民日报》教育编辑组组长毕全忠和长期跟随李岚清跑教育新闻的前新华社记者尹鸿祝等人。
整个编辑过程标准高、要求极严。尹鸿祝说，《李岚清教育访谈录》的编辑过程中，采编小组要用铅笔将修改意见圈勾出来，不允许用其他的笔，不能直接把原文划掉。
李岚清本人先后与采编小组就修订意见面谈了十余次，局部修改不算，全面的修改稿就有6次。
“现在有些变化，尤其是一些个人化的东西，就没必要搞文稿小组，因为也不牵涉工作上的事情，”张振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闲来笔潭》一书的编辑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负责，几位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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