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全党整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宣称：“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特务，延安成了特务市场……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底下滚来滚去。”但习仲勋很快就看到了这场运动的不堪―起初，运动只是发动群众坦白、检举，后来干脆搞起了“逼、供、信”，只要女同志长得漂亮一点，就被臆断成特务，搞得到处人心惶惶。
习仲勋当时是绥德地委书记，他抵制了运动。这场运动最终被中央停止。
习仲勋是那种害怕党的政策被一只“左手”强力垄断的人。1947年冬天，这只强大的“左手”让解放区广泛进行的土地改革激进过了头，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把一切土地平分了，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也成了土改对象，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被拉出来斗争。这只“左手”甚至将在新政权中任职、家中缺乏劳力的公教人员也定成地主、富农。
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给中央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而这不过是他与“左”倾路线对抗的一生中的一个小例子。
这样的片段还有很多。1958年秋，习仲勋率领工作组到西北考察（他是受周恩来委派前往的），在甘肃看到敦煌县大办人民公社，实行一县一社，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十包全供”。他忍不住又批评起这种当时大行其道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是，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能从社会主义一下跳到共产主义……”
他说出这番尖刻批评的时候，人民公社与总路线、大跃进一道，正被奉为“三面红旗”，“左”的思想在全国正占着统治地位。这股直面权威的勇气，他囫囵地坚持到政治生涯最后一刻。
尽管时隔多年，但他为官时遵循的一些理念仍然极富现实意义。
在习仲勋原本的人生轨迹里，做官似乎不是上上之选。“我的父亲是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农民”，跟子女追忆过往时，习仲勋常常这么说，然后转述他父亲的金玉良言： “长大了不要做官，也不要经商。当官的欺压老百姓；商人唯利是图，为人狡诈。如果有了学问，就做一名教书先生，用自己的本事传书授道，受人敬重。要不就种庄稼，做个本分的农民。”
他知恩图报，不管对象是谁。1930年，为了征兵，他寄身在一家饭馆做帮工，结果这份恩情被他记到了1950年，他给老板写信，问对方有什么困难，然后汇钱帮着建了座四合院。到1979年，又托人给他治病。
与此相仿，他留下的形象也因坐在水库边和工人聊天这种小细节而更加丰满。
他常年身处最高层政治，但并没有离开地面―他不怕在给最高领导人的报告中出现什么粗俗字眼儿。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当地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大吃大喝、干群关系紧张等。习仲勋决定专题向党中央汇报，让秘书起草报告，特意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
不过，在看了秘书起草的报告后，他却皱起了眉头，因为有一些生动的例子并没有写上去。秘书对此也很为难，觉得“这样的例子有些粗俗，不宜列举”。
让秘书感到尴尬的事例包括：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于是有人讲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有人反映，一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轴因没有润滑油而发出吱吱响声，气得这位赶车的农民叫骂道：“我都没油吃，你还想吃油！”说完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
习仲勋承认这两个例子有欠妥之处，但他坚持诙谐的故事既能反映现实，又有说服力。最终，这份带着“老蒋”和“尿”等内容的报告被上交给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批示相关部门加以解决。
习仲勋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搞过学运，拉过队伍，深知普通人和底层生活的活力。他交代下属要时常到大街上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上世纪80年代，他主政广东，能接到不少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但他对此并不满足，常让秘书贾延岩外出收集、抄写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
一天，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愤不已的人贴出的大字报吸引，理由是其中描述了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出于同情和义愤，这位秘书私下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直接申诉，结果招来同事的非议，说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影响多不好”。
反倒是习仲勋鼓励他：“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很多年过去后，习仲勋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也留存在他的此类引语中。又一次，群众来信反映，有的农民因没钱完成储蓄任务，跪在干部面前苦苦求情，还有人无力完成购买国债的任务而投井自杀。他拍案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如果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小心群众用扁担抽你。国民党政权垮台教训正在于此。”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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