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被捕：打入汪伪政府，被日军怀疑
1939年，金家凤在重庆见到了中共地下情报员傅大庆。傅大庆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通过傅大庆，金家凤与党组织重新取得了联系。
1940年，时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找到金家凤，称"日军军情和日本国内的情况需要有人去了解，周恩来也提出派人去摸清日共及日本各政党的情况"，询问金家凤是否愿意前往。金家凤不置可否，他通过傅大庆将此事汇报给周恩来，周恩来答复："是我与张群商量的，若你同意，我派傅大庆与你同行。"当时国共两党已达成抗日统一战线，金家凤考虑一番后同意去"汪伪政府"任职。临行前，他向战地党政委员会递上了一份《自发抗战计划书》，李济深命人备案。
金家凤从重庆返回上海，被汪伪政府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成了民众眼中的"汉奸"。刘子健告诉记者："根据现有材料显示，金家凤当时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开展对汪伪政府内部的情报工作；二是留意日本民间人士的动况，设法推动日本民主进步人士的反战活动。"
后来的事也印证了他的情报工作跟这两方面有关。1941年1月，金家凤随丁默村访日，金家凤以即将就任的运输公司中方经理的身份，先后接触了日本社会党等公开活动的党派人士，亦接触到了岛田正雄等日共领导人。回上海后，金家凤与傅大庆约在上海国际饭店见面，汇报在日本所见的情况。不久傅大庆另有任务离开上海，潘汉年让自己的助手张建良（又名华克之）与金家凤取得了联系。
1943年夏，金家凤组织了一个时事讨论会。杨庆章介绍说，讨论会所需的电讯稿由汪伪特工总部的电台收录而来，每隔几天特工电台就派人送来，有时金家凤也派人去拿。金家凤看过电讯稿后，就联系中共地下人员取走，" 父亲也让大哥金庆平去拿或送电讯稿，他还特意让大哥在短时间内学会了自行车，方便随时去取特工电台汇总的电讯稿。"杨庆章说。1945年，金庆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金家凤与中共人士的频繁来往引起了日军的怀疑。1945年4月，日军以"通共通渝"的罪名将金家凤逮捕，被押至苏州政治犯监狱，这是他第三次入狱。几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金家凤得以释放，出狱后在上海通安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抗战胜利后，金家凤很快接到张建良转来的潘汉年的指示：撤退香港，与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取得联系，配合开展策反和统战工作。金家凤化名为"费君忍"，以做运输生意为掩护接触各派人士。
据杨庆章介绍，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迅速占领了朝鲜北部。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开会，研究对策。金家凤从可靠渠道获悉，美国政府已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越过边界"追击"，于是写信给毛泽东，通过张建良以最快速度上报。"当时父亲在香港是轮船公司经理，可以接触不同派别的人，不过他从未跟我们说过情报的来源。"杨庆章说。这条情报对于"抗美援朝"决策意义重大。事后，张建良上门给他送来了一支"犀菲利"牌金笔，说是毛泽东对他的嘉奖。
受突发案件牵连：第四次入狱
周恩来去世时，父亲两眼红肿："我的事可能再也说不清楚了。"
金家凤自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曾先后在国民党政府和汪精卫伪政权中担任高级职务，因此在外人看来，他的政治关系非常复杂。其实，不止外人，就是家人也不清楚金家凤的事情。
杨庆章说，抗战期间，由于父亲绝口不提工作上的事情，家人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后来见到他与国民党、汪伪政要时有接触，都怀疑金家凤已经"变节"。"印象中，父亲几乎从不跟我们谈工作上的事。我小时候常看到他在一张很小的字条上写字，字体非常小，他有时还要拿着放大镜写，从不让我们上前看，写好后又卷成细细的条状藏在身上，显得非常神秘。"
杨庆章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家人因为父亲复杂的政治身份，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跟父亲关系不好。不过，杨庆章曾听父亲说过一句："我之所以去上海参加汪伪政府，是有人派我去的，人证俱在，这事将来一定可以说清楚。"不料，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他的人生轨迹骤起变化。
1952年，船务公司东主孟力平勾结台湾方面，企图把"罗斯陶"号轮船开往台湾，当时金家凤察觉后曾尝试阻止，但遭到孟力平的排挤被免职。幸好船员们经过斗争，将"罗斯陶"号开回了广州黄埔港。1953年金家凤返回广州汇报时受此案牵累被捕。"尽管1958年广东省公安厅侦查后认为该案是由孟力平策划，并且也确认了金家凤的情报关系，但因各方面原因，金家凤还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刘子健说。"文革"期间，金家凤继续留在农场改造，直至1975年底经中央批准特赦出狱。杨庆章回忆称："周恩来去世时，我看到一向不哭的父亲两眼红肿，情绪非常低落，他在我身边低低地说了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我的事可能再也说不清楚了。’"
1979年9月，金家凤去香港探亲，不幸因车祸去世。新华社香港分社以中国旅行社的名义送了花圈，花牌上写着"典型尚在"四个大字。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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