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他找亲戚借了些钱，在郊区买了套100平米的房子，总房款10多万，他选择5年按揭，每月还贷将近2000元。
这个数字曾让他喘不过气来。“当时想的是，趁孩子还小，不太需要钱，能过去就过去。生活嘛，总要逼一逼自己的。”
妻子随后去了市区一家酒店当服务员，每天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黄庆玖下班后要给孩子做饭，家务活也基本由他“承包”。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满足――用黄自己的话说，一家三口的生活，有了一丝光亮，毕竟，妻子的工资涨到了1000元。
如今，黄庆玖的儿子已经上初一了。黄庆玖说，这是个让父亲焦虑的时候，“现在学费不要钱，等过了这3年，毕业择校、上高中、考大学，哪个不是要死命花钱。”
选择：找亲戚东拼西凑借来4万元，带头“大户包田”
命运，似乎也在这个时候给了他“机会”。黄庆玖说，2012年3月份，他在石山脚乡的南山村、文屯村督促春耕生产，发现有不少农田处于抛荒状态，他觉得很可惜。
跟村里几个干部商量一番后，黄庆玖决定带头“大户包田”，把这些农田全都利用起来。
他踌躇满志。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黄庆玖和村里另外两个农民，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从村民手里租到了200亩农田，用于制种和传统水稻种植。
这些田地，大多远离水利设施和乡间公路，地势不好，分布也零散。而要实现机械化大面积耕种，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土地要连片。
黄庆玖说，要从农民手里租到田，不是容易事，“农民们都有‘离乡不离田’的想法。”黄庆玖多次跟着村干部去说服村民，村民最终多半会被这个“领导”打动，黄庆玖便可以用其他零散的田换来相对集中的田。
在获得土地经营权之后的几天时间里，黄庆玖联系上了省内一家大型种业公司。按照公司惯例，黄庆玖免费获得种谷，收成后再将谷种卖给公司――这个，也让黄庆玖觉得满意。
黄庆玖投入了4万元，他说，这些钱都是找亲戚东拼西凑借来的。
彼时，黄庆玖还在石山脚乡乡政府任职。乡政府离农田只有2公里路程，黄庆玖有辆电动车，虽然工作忙碌，他还是经常抽时间下田。
2012年6月，零陵区各乡镇换届。零陵区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下到各乡镇摸底情况，像黄这样在同一个职位上担任了两届的，要么交流到其他乡镇担任职务，要么平调到区里，担任非领导职务。
黄庆玖选择了后者。为此，他还写了一份申请，理由是：“年龄已大，希望能换个环境工作”。
他说，“乡镇事情太多，压力很大，换到别的乡镇也是换汤不换药，可能当上正科级，但没几个人愿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镇公务员说，一个基层公务员，在岗位上做了很多年后，没有后台，没有突出的能力，一般很难再往上升。那些基层干部如何安置?最常规的做法，就是平级调到县里或区里，做份闲职直到退休，“也算是养老”。
而这，也正合乎黄庆玖本人的解读。他几乎是高高兴兴地去区畜牧局报到的，因为“以后可以有更多时间照顾农田”。
账本：今年有望赚12万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工资的五六倍
今年5月2日，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黄庆玖带着一支由25个村民组成的“插秧队”，浩浩荡荡地朝他的田地走去。
他下到田里，指导别人怎么把泥巴糊到田埂边上，以填好那些泥鳅钻出来的洞，不让田里的水流走。之后，又教一位村民怎么分辨母本四叶苗和五叶苗。折上岸头，他隔老远跟几个做工的妇女喊话，某块田要重新翻泥，太硬了播不了苗。
他确实有些忙。今年，他承包的田地变成了400亩。
他曾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从种子到入仓，一亩农田成本有谷种、插秧、机耕、收割、农药、化肥、田管、晒谷等费用，正常情况下这些开支约为每亩500元左右，一块亩产300公斤的水田，收成大概是600到700元，平均赚100多元;而用于制种（结出的稻谷不用于口粮，而是卖给种子公司）的水田，相对来说，成本和利润都要高，纯利润大概为每亩200到300元左右――理想状态下，100亩农田，如果全部用于制种，年利润可达到两三万元。
这也正是黄庆玖今年扩大生产的原因。算下来，400亩农田，可以赚得8万到12万元，加上政府补贴（零陵区为了鼓励种田大户，规定100亩以上大户奖励1万元，而据黄庆玖说，今年政策可能更加利好，400亩有望奖励4万元），最少也可以赚到12万元――这个数字，是黄庆玖目前工资年收入的5到6倍。
这个有着400亩农田种植经营权的人，身份却不是农民。即使下到农田，黄庆玖的左上衣口袋依然别着一个圆形工作牌，上面写着职务：零陵区畜牧水产局副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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