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小平晚年之所以把“共同富裕”作为思考的重点，是因为这是他毕生的追求和理想。与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一样，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他一 再强调这个问题，提醒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正视并在适当的时候着手解决，正确把握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根本方向，意义非常明确。其一，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 就是失败或变质的社会主义。这不仅关系到全体社会成员能否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成败。他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1356—1357页。)。生产资料由谁占有，决定着人们在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和在劳动产品中所占的不同份额，它决定人们在整个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形成 不同的利益集团和阶级势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涵，贫富分化严重就会导致社会性质发生相反的变化。在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 人民共同富裕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因此不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7页。)。其二，如果不能实 现共同富裕，最终也搞不成什么社会主义。因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势必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告诫我们： “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邓小平年谱(1975—1997)》 (下)，第1317页。)他指贫富分化会引发革命是极而言之，是根据历史经验提出的。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和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从社会根源上来说，都是由于出现 了贫富极为不均、社会极为不公而引发的。近些年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虽然是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 视。如果贫富分化的现象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和解决，就可能出乱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就会大打折扣。因此，邓小平强调：“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 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
邓小平对 于解决贫富分化问题提出过设想和时间表，比如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对口 支援、合理公平分配，他还说：“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6页。)“在本 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同时，他深知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他在会见 外宾时就说，“要我们所制定的每项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66页。)，“我们的 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57页。)。
现实证明，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正确的。“先富”是邓小平发展思路的一个部分、一个步骤，“共富”才是全部内容 和最终目标。贫富差距决不是由“先富”造成的，从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是难以避免的。正是因为预见了这个问题，邓小平才一直思考和探索缩小贫富差距的途 径，把“共同富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的这一认识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看待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怎样把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初级 阶段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怎样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消除贫富分化，这是我们正在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既要破除平均主义，不 走普遍贫穷的老路，实现分阶段、分区域的发展，又要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四、“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邓小平一直重视制度建设，在晚年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深知它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反复告诫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重要环节，注重制度的完善，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汲取沉痛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 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663页。)这一思考深刻揭示了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是对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精 辟总结，阐述了必须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的重要思想。
对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和目的性，邓小平从多个层面做过分析。第一，就是通过制度建设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创造良好的秩序，促进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第二，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维护党内生活的正常秩序，避免朝令 夕改或换一茬领导变一套政策的现象;不因地域不同而改变制度的功能，不因身份不同而改变制度的约束力，有效地防止因领导人的主观性而导致决策失误的现象， 维护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第三，制度建设可以弥补带有“说服性”的思想工作的不足，对人更具威慑力。
制度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邓小平提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 至会走向反面”(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衡量制度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 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第三，造就出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能达到这三条标准，才能算 是好的制度。
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反对腐败、完善民主集中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建 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视的问题之一，他认为这是自己对党和国家最后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不建立 退休制度，党的事业将难以为继。“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 页。)邓小平结合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说明这一制度的重要性：“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 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10、311页。)这也是他坚决要求退休的主要原因。他特别提醒新的领导集体“要坚持党和国家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能例外”(参见《邓小平年谱 (1975—1997)》(下)，第1292页。)。
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反腐败的紧迫性，“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 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0页。)。他深知腐败的严重危害并预见到反腐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主张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 搞法制靠得住些”(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邓小平对反腐问题的思考，为党中央制定和出台一系列党规党纪及相关重大决定提供了重要依 据。
恢复民主集中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晚 年对如何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进行了深刻反思。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最便利的、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这个制度不要丢。他说：“我们总有一天要 找机会把这个问题表述清楚。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1351页。)邓小平的这一思考提示我们，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都必须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和削弱这个党和国 家的根本组织制度，而且要不断地用新的实践经验来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
邓小平晚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7页。)。制度建设，任重而道 远。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一论断，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的高度，强调制度建设的决定性因素和 规范化、法制化的必要，说明了制度建设的艰巨性，明确了制度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战略方向与保障。同时，这段话也是一份最后嘱托。邓小平深刻总 结历史经验，认识到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始终将其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来思考，期望制度建设要持之以恒，动摇 不得;必须用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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