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2008年汶川地震，630名地震孤儿仅12名被成功收养。其中，被收养的孤儿任强曾辗转北京多所救助学校，甚至有时连课本在课后都要回收。在汶川就读一段时间后任强最终选择退学，他的QQ签名中频繁提到“累”、“疲惫”。而其每个月的抚恤金则常常被爷爷扣留。
这五年，任强辗转北京、浙江又回到故乡汶川，在陌生的世界中打转，在磨难和迷惘中成长。他是汶川地震中630名“地震孤儿”之一。他们中只有12人被成功收养。南都记者孙俊彬摄
任强
16岁，汶川县威州镇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母亲，与姐姐任燕成为孤儿。过去五年中，姐弟俩辗转多地生活，艰难成长。
五年前的一个晚上，任强做了个噩梦，梦到自己在空地上玩，不远处的矿山上有个人从山顶掉入深渊，“很深的洞，怎么喊都不应。”任强一直记得这个梦。他说看不清那个人的面容，但能感受到他的无助与恐惧。
2008年汶川地震，630名地震孤儿，任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中仅12名被成功收养。
五年里，任强从一个五年级小孩长成一名16岁少年，与姐姐一同，在成人的世界里漂泊，独自面对成长的磨难和迷惘。
遗孤
任强家住在汶川县威州镇七盘沟村，距离震中映秀46公里。地震前一个月，母亲马建花才带着姐弟俩从居住了十年的新桥村搬来。
十五年前，任强的父亲死于车祸。随后十年中，马建花拒绝了所有上门提亲的人，靠在汉白玉厂打石头粉养育两个孩子。在任强的记忆中，小时候住过很多地方，多数是在新桥村搬来搬去。为了离工厂近，一家三口还在汉白玉厂的工棚住过。2008年4月，汉白玉厂在七盘沟开采，马建花带着孩子回到七盘沟。
5月12日下午地震袭来时，马建花正在邻居屋檐下聊天，被倒下的墙击中头部，不幸身亡。除了一份保险，马建花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任何东西。一个保存着全家人合影的相机被埋在废墟下，任燕哭着央求叔叔帮忙找了几天，但没找到。
任强就读的七盘沟小学每月都会给他这样的单亲家庭孩子免费发一些饭票。地震当日正好是领饭票的日子。中午放学回家，任强让母亲下午跟他一起去领，母亲说过会儿再去。
“我应该拉上她一起去的，就什么事都不会有。”感到孤独时，任强常会这样想。
“北漂”
成为孤儿的这一年，任强11岁，任燕12岁。根据爷爷奶奶签下的一份《助养协议》，姐弟俩的下一站将是北京。
任强的外婆看到了那张仍存放在爷爷家中的《助养协议》。上面写着：“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社会救助工作委员会（下称儿助会）将为姐弟俩提供小学到高中的教育及生活资助（北京科技学院附小附中）。”任强的五姨马建敏上网查询了这所学校。“看起来还不错。”她说。
2008 年6月11日，姐弟俩抵达北京，暂时居住在儿助会主任张雯家，而协议中写的北京科技学院附小附中并没有接收他们。在张雯家住了大约半个月后，当时在浙江打工的五姨前往北京，将姐弟俩接到了浙江。8月底，五姨带着姐弟俩再次来到北京。经儿助会联系，北京市房山区安琪儿培训学校接收了他们。
这是一家由美国国际希望基金会捐助的孤儿学校。白天，姐弟俩由老师接送到附近的房山区太平庄小学读书，晚上回到安琪儿学校住宿，并有老师负责辅导功课。
在安琪儿学校，郎老师是任强的“家长”，照顾包括任强在内的三个孩子。“我在好几个慈善机构都干过，好几个孩子都喊过我老爸，但任强是喊得最久的”，提起任强，这个东北汉子竟大哭起来。五年过去了，任强一直称呼他“老爸”。
在郎老师的记忆里，任强是个个头小且有点笨拙的孩子。“举行家庭运动会跳绳，他只能跳三五个，动作可爱但不协调，绞尽脑汁之后给他颁发了一个最佳进步奖。”
现在的任强已经变得健壮敦实。“老爸对我很好，教我弹钢琴，唱歌，陪我玩，接送我读书”。只是，郎老师半年后就离开了安琪儿学校。任强为此难过了好一阵子。
回家
两个月后，任强和姐姐也不得不离开安琪儿。其间，任强的爷爷收到一封安琪儿学校寄来的信。大致意思是说要给两个孩子缴纳每人每年3500元的学费。“我们交不起这个钱，就让孩子回来了。”爷爷解释道。
曾经照顾任燕的一位老师解释，学校认为他们是地震孤儿，有国家专项资助，学校希望帮助到更多没有得到帮助的学生。张雯也表示：“他们是有家的孤儿，孩子跟亲人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成长会好很多。我们商量了半天，觉得还是把他们送回去比较好。”
对于这种说法，郎老师却并不相信。他简单地说了一句：“儿助会经常带任燕任强出去做宣传，募捐回来的钱也不给安琪儿。”另一位曾经在安琪儿工作过的老师也印证了这个说法。
那时任强还不懂得这些，只是听从大人们的安排；如今，任强也表示不在意这些说法，对安琪儿的怀念集中在郎老师身上。
离开安琪儿之后，姐弟俩被送到另一所位于马泉营的孤儿学校。如今，这所学校已不存在。任强的记忆中，这所学校“很不正规”：“上课的时候发课本下来，下课又收回去，一日三餐都是学生自己煮，老师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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