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南方周末》2011年1月20日，作者：刘柠，原题：《1956－1973：一个日共党员在中国的传奇》
1966年5月，川口被从彭县召回成都的省党校，因为“文革”开始了。旋即又被在北京的日共代表砂间一良叫去北京。到了北京才知道，日共已经与中共对立。在上海，日共领导人宫本显治与毛泽东的会谈破裂。因此，原定由刘少奇和宫本发表的共同声明也胎死腹中。作为日共代表的砂间当然与宫本持相同立场。而此前的党代表罗明此时则因赞成中共观点被解除了代表职务。川口被要求表态、站队。
中日两党的分歧主要在两点：第一，是哲学上的“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第二，是在政治上，对暴力革命必要性的态度和对苏联的评价及政策。日共的立场是“合二为一”，否定暴力革命并同苏联修正主义妥协。虽然当时川口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抱有一定的疑问，可是在两党的对立问题上，仍然选择挺中共、反日共。认为日共是修正主义的堕落。这种站队非同小可，意味着要同自己所属的党的中央作对。但川口的态度很坚决，回成都后，又联系了其他的日共党员，大家一致反对日共，并研究、确立了斗争方针：会见驻北京的党代表砂间，阐明日共的错误。
川口来华后，虽然积极参加了从“大跃进”到“四清”等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但那基本上是为了让自己融入中国社会，更深地了解中国的国情。而此次到北京来实际参与了对日共的斗争之后，觉得可以此为契机谋求回国。抱着这样的想法，自然从意识上跟以前有了一定的“温差”，“无论如何，我都避免不了采取旁观者的态度”。
1966年10月1日，川口有幸被邀请出席了国庆节庆典，就坐于城楼下方西侧的观礼台上，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盛大场面。毛还未出现，从长安街东侧进入广场准备接受检阅的红卫兵队伍就开始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边喊口号边缓慢向前挪动。周总理声嘶力竭地反复喊话：“同志们，不要停下，往前走！不要停下，往前走！”但当毛出现在城楼上的一刻，已经走过中心线的队伍又逆人潮而返，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周恩来拼死呼吁队伍前进，队伍才稍稍往前移动些许。川口被“民众对毛的信仰、崇拜的能量所压倒的同时，在观礼台上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拥有的使民众如此狂热的神奇魔力”。（p92）
晚上，川口等人被安排与劳动模范们一起观看焰火晚会，川口刚好与“铁人”王进喜同桌而坐。王给川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朴素，从谈话中可以知道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王大约听出他的中文有点别扭，问他：“是外国人？”川口答道：“不是。”但宴会结束后，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正好陈永贵也步出会堂。几位日本贵宾觉得，“如果王进喜是中国工人的代表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是中国农民的代表”，于是纷纷奔上去握手。“但在握手的刹那间，我感到有些困惑。之后，不知谁嘀咕道：‘他的手怎么软乎乎的？’”川口是北海道农家出身的日共党员，基于过去的经验，对农民有着固定的想象。“这种感觉与头戴白头巾，耕田犁地的纯粹农民的手相去甚远。见面的印象远不如和王进喜见面时那样令人激动，只给我留下某种难以言喻的不太愉快的感觉。”（p93）
1967年3月，上海刚刚发生过被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革命，包括川口在内的外宾参观团赴上海视察“文革”现状。当时，一行人被置于大权在握的中联部“造反总部”的管辖之下。为了视察活动的方便，成行前特意索要了“造反总部”后台老板康生的墨迹。据说到地方，只要康老打了招呼，便会受到热情款待。抵上海翌日，便受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副主任姚文元、常委徐景贤的接见。张春桥致了欢迎辞后便匆匆离去，川口觉得他是个“待人冷淡的男人”。姚文元则花一天的时间为一行人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姚的报告“非常详实，充满激情”。接下来，一行人赴上海港参观。出面负责为外宾介绍情况的是一位年仅17岁的红卫兵，这也是姚津津乐道的“成果”。红卫兵得意地为一行人介绍他们如何从“保皇派”那里夺权后克服了“经济挂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等等。但川口怀疑：“这样一个孩子真能够领导这么大的港区么？”
1967年1月27日，在北京的日共左派发表了同宫本显治所主导的日共的决裂声明。日共迅速作出反应，在机关刊物《赤旗报》上刊发了对这些造反派成员开除出党的决定。2月，在北京的日共造反组织内又有人起来造罗明的反，发展到召开批罗大会。罗被中联部弄到“十八处”保护起来。
8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日共定性为“现代修正主义”，中日两共产党的对立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日共决定将在北京的党代表砂间良一和《赤旗报》特派员绀野纯一调回日本。二人预定于8月4日乘朝鲜航班离京经平壤回国，中方在前一天安排绀野在北京机场住了一宿。但3日晚，北京方面突然决定批判绀野，正在接受批判的川口也被要求参加了绀野的批斗会。但绀野本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结果批斗会无果而终。
翌日，在首都机场又召开了以“人大三红”（人民大学第三红卫兵司令部）为核心的各大学红卫兵组织的批斗大会，规模很大。为此，川口等人将砂间从“十八处”带到机场。快到机场的时候，与正往这边赶来的日本“山口左派”一干人遭遇，砂间被抢走，押到机场候机厅开始批判。川口亲眼目睹了暴力批斗的一幕： “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人身侮辱。中国红卫兵和日本各左派成员从砂间的口袋里掏出翡翠，搁在他的头上，反复批判砂间和日共。最初计划是批判大会进行一小时左右，之后让砂间等乘飞机去朝鲜。但是朝鲜的飞行员对中国的这一野蛮的批判方式表示抗议，拒绝起飞，因此，批判大会竟持续了三小时以上。砂间不断被人们推推搡搡，终于挺不住了……时间一长，批判的方式开始升级，从推搡进而发展为拳打脚踢。”中联部日本处的人着了慌，周总理对事态也很忧虑，严厉指示：“开大会可以，但时间要短，不能用暴力。”中联部的人要求保护砂间不要受伤，不能出人命。于是，川口等人设法靠近砂间，将他围在中间。“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则必须忍受周围红卫兵的推挤和敲打。”
批判大会终于快挨到了尾声，砂间好不容易开始向飞机舷梯移动，接着又是一阵骚动。“他从机场大厅出来时，就被两旁排列的红卫兵殴打，挪向飞机舷梯时，连老太太都在敲打他，小孩子们骂道：‘你是狗，爬着走！’砂间被孩子们敲打着，被逼得最终在地上爬行……好不容易到达朝鲜平壤，据说绀野和砂间的肋骨都受了伤。”
对这种赤裸裸的滥用暴力，即使在北京的日共左派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但这些人往往被批判、被孤立。就连川口自己，虽然“也认为那种批判大会太过无情，但嘴里没敢说出来”。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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