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血“四人帮”:中国8亿人 抹掉个唐山算什么(图)

　　4月4日晚上9点，纪念碑西南角出现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几千人围着听一名女战士朗诵。这份传单，虽然史实不很准确，却表达了人民对这段历史的评价，反映了人民对江青一伙的憎恶，对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期望。人们听了一遍还嫌不过瘾，要求再念一遍。许多人打亮手电照明，连续读了五遍才歇。在丙辰清明之夜的广场上，由朗读这份传单形成了一个怀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高潮。

　　这时，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举行紧急会议，研究连日来的情况，分析性质，讨论对策。会议认为在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群众，公开发表“反革命”演说，这种场面是建国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不仅北京有，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其性质“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是“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还毫无根据地断定“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场，把天安门广场的花圈送八宝山，组织公安机关破案抓捕群众，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出动，要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

　　4月5日晨6时，革命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发现花圈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又听说有些人被抓了，异常气愤。9点左右，人群聚集人民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中午，愤怒的群众把设在广场东南角小楼的“工人民兵指挥部”的几辆汽车和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推翻烧着了。下午5时许，指挥部小楼起火。群众和民兵、警察发生冲突，互相都有受伤的。政治局一部分人在人民大会堂注视着广场事态的变化。在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竟当面骂邓小平“你就是纳吉”。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出面讲话，然后动用民兵清场。

　　晚上6点半起，反复广播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录音讲话，声称近几天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3个小时以后，广场上突然灯火通明，预先埋伏在广场四周的民兵、警察和警卫部队一齐出动，封锁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持木棍，包围、殴打手无寸铁的群众。一二百人被打伤，200多人被抓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其中近40人于6日晨被投进了监狱。

　　4月5日天安门广场镇压革命群众以后，华国锋即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北京市委汇报，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认为“四五”群众抗议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建议北京市委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写成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国。还要求注意侦察线索，揪出地下司令部。会议开到4月6日凌晨2点左右。凌晨3时，毛远新写成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毛当天下午6时写下批语，赞同政治局的处理。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的所谓“现场报道”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广播讲话。毛表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提出：华国锋任总理。要毛远新马上向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并指明不找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三人参加政治局会议。当天下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政治局讨论情况，请求晚上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毛说：还要华任党第一副主席，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广播讲话和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记者采写的所谓“现场报道”。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一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在全国人民心中燃起的火焰是扑不灭的。这个群众运动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四、多难之秋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批邓”运动。在连篇累牍的报道、社论、批判文章中，他们把“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帽子扣在邓小平的头上，说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他们指责：“‘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争夺思想阵地”是“舆论准备”;“首先抓班子”是“组织措施”;“全面整顿”是“行动部署”。反复论证“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宣扬“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公式，宣传“走资派还在走”，号召“层层揪”走资派。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造成巨大的灾难。在运动的冲击下，各方面整顿中断，已经纠正的错误又被恢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又被打乱，全国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许多地方组织瘫痪，秩序混乱，人心涣散，生产下降。有些地区重又出现派性斗争甚至武斗。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1976年1月～5月，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也大量欠产，铁路交通重又严重堵塞，影响市场少供应商品14亿元，影响财政减收20亿元，原订的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

　　5月以后，灾难接踵而至。

　　6月起，毛泽东病情沉重。毛同守护身边的华国锋、王洪文等谈话，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并说，这两件事都没有做完。这笔遗产将移交到下一代去了。交班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7月1日，遵义会议后曾长期在党中央负总责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张闻天在江苏无锡含冤逝世。

　　没过几天，7月6日，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与世长辞。

　　人们还没有从忧伤中摆脱出来，巨大的天灾又接踵而至。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11度。有100万人口的唐山市顿时夷为一片废墟。北京、天津也有较强震感。从唐山大地震以后，为了防地震，首都北京从上到下，以及全国17个省市数亿城镇居民，都离开居室，住到临时搭起的防震棚里，人心惶惶，终日不安。

　　可是，“四人帮”却全然不顾国家的灾难，人民的安危，反而攻击党中央、国务院“以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甚至说：“整个唐山才100万人口，全国有8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

　　在思想上、政治上，他们又掀起了一个以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为主要内容的“批邓”新浪潮。他们把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中形成的三个文件《论总纲》、《科学院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诬蔑为“三株大毒草”，印成三本小册子，发行七八千万册，发动一个批判的“新高潮”。“四人帮”得意忘形，说三个小册子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发行三个小册子，标志着“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是，历史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小丑开了一个大玩笑。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第十年发动的这一场批判运动，不但没有把他们推上党和国家权力的顶端，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1976年9月9日，哀乐声中传出不幸的消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

　　这噩耗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犹如晴天霹雳。神州大地在1975年经历的灾难太多太大了!1月周总理逝世，4月天安门事件，7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唐山大地震，人们还没有缓过气来，毛泽东主席又与世长辞了，全国人民怎能不泪雨如注，愁绪万千呢!“毛主席啊，没有你老人家，中国怎么办啊?……”许多人失声痛哭，反复呼号的这句话，道出了当时全国上下的情绪。在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生前对江青、对“四人帮”有很多严厉的批评。当然，也很难设想，在毛泽东逝世后，就会出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