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线鸡”
这些生前寂寂无名的性工作者，大都会送入廉价的焚烧炉，喷不起焦油，来回翻滚，最终由轰鸣着的鼓风机，直接将骨灰吹散。
人们后来发觉，即使是城市的衰败，也有着潜藏的次序：曾让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工人村，却成为了最先坍塌的地方。这些曾经光荣的劳动者，只靠数百元不等的低保或下岗工资过活，“连肉也吃不起。”下岗女工张琴说。
如今，似乎只有狭窄巷道里以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着身体的廉价性工作者，才是工人村里为数不多的劳动者了。等客的间隙，她们总会搬张小凳坐在房前，拿出针线，打毛衣、织十字绣，或是纳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
时间久了，工人村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给了她们一个新名字――“毛线鸡”。
通常选择工人村的，只有最卑贱的性工作者。一部分是本地下岗女工，另一部分则是外来农村妇女。她们绝大部分都已结婚生子，老公一般在个旧市内做临时工。
她们涂粉底、描眼线、做美甲，甚至穿丝袜，却也遮不住脸上的皱纹、吸毒留下的针孔，还有因艾滋病毒而逐渐溃烂的皮肤。这总让宋爱华感慨：“外面都在变好，只有这里慢慢变烂。”
人们总是轻易将工人村的沉沦，归咎于这些年迈而贫穷的性工作者。一些老人吃过饭后，常会搬把椅子，坐在门口骂：“都是你们把这里搞烂了！”
2009年，个旧大屯镇上搞矿山合并改组，王莉的老公提前下了岗，帮人开出租车，生意惨淡。
无奈之下，35岁的王莉在工人村租了间棚屋，成了一名“毛线鸡”。她每天唯一的安慰，是把剪下的纸花一朵朵串起来挂满房间，“有点家的感觉”。
王莉的丈夫不反对，却总是沉默着。每天晚上11点，丈夫会到工人村小巷子口接妻子回家，有时候妻子正在接客，他就蹲在门口等。
从1990年染上毒瘾开始，罗丽华在工人村流浪了10年，在垃圾堆里接客，也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无人知晓，也从未接受过救助。
直到2003年，从矿工同样沦为拾荒者的浦正书把她领回了家，当作“妻子”照料。两人在一栋不通水电、用纸板糊住窗户的废弃小屋里相依为命。
这样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又一个10年。2012年1月，罗丽华因艾滋病发作去世。浦正书却无力支付高昂的尸体保管费及火化费。
这些年，民间组织“苦草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曼一共送走了48个因艾滋病去世的姐妹。因无力支付火化费用，大多不能领走骨灰。
这些生前寂寂无名的性工作者，大都会送入焚烧炉，喷不起焦油，只能来回翻滚，并最终由轰鸣着的鼓风机，直接将骨灰吹散。
这让李曼觉得心酸：这些终日在工人村劳作的姐妹，命原来比粉末还轻。
“地鼠”
个旧的老城区几乎被盗矿者挖空了，闹市街道都曾因偷矿而墙倒屋塌、地陷路裂。教育局幼儿园也不得不搬迁避险。
资源的衰竭，让盗矿者们失去生计，矿山上的盗矿抢矿结束后，他们开始将手伸向城内。
个旧老城区的许多地方都曾是锡矿矿区。百年来，这些锡矿因品相不高而无人问津，如今却被视作宝藏。
2008年起，程武就开启了最为卑贱的挖掘之旅。很快他就发现同行越来越多，甚至很多来自同一个村。他们被称作“地老鼠”，在漆黑的地底淘涮着最后的残羹冷炙。
偷矿者白天装作拾荒者在老城区转悠，寻找废矿。晚上便拎着铁锹，钻入居民楼、商铺之下采挖。最多时，曾有数百人如地鼠般在个旧地底穿行。
一年后，个旧的老城区就几乎被盗矿者挖空了，胜利路段、永胜街、宝丰巷等闹市街道，都曾因偷矿而墙倒屋塌、地陷路裂。教育局幼儿园也不得不搬迁避险。
一天晚上，程武的队伍正在地底掘进，突然头顶一阵响动，“就看见楼塌了下来”。他们挖空了一栋房屋的地基，正睡在床上的老人，直接掉进了偷矿者们的“地底矿坑”里。
居民们屡屡投诉，却无济于事。几乎每晚都会有警车巡逻，却很难有效制止。甚至有盗矿者公然威胁巡警，逼得巡警朝天鸣枪示警。
宋爱华有时看着工人村内的荒诞场面，也哭笑不得：身穿警服的男人常坐在性工作者们身旁，一边聊天一边看着她们织毛衣，“像是邻居”。
宋爱华的歌厅隔壁也是火车站警务站。在她眼里，这家警务站更像是火车站红灯区的“服务点”，小姐们口渴了就端着水杯进去打水喝，无聊的老鸨们偶尔进去找人聊聊天。
她已经开店15年，自称从来没被查过。晚上“老鸨”们上街拉客时，警务站中的男子总会跷着二郎腿，神色漠然地看着。
工人村炼厂社区工作人员肖黎还记得，工人村治安最好的时候，是数十年前的红色年代。那时，工人村还隶属云锡公司管辖，平均每千人便配备一名民警。
2001年，为减轻负担，云锡公司将公安、学校、医院等职能划归个旧政府，完成了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分离。工人村派出所随之撤销，治安从此不复以往，“现在每万人都不到一名警察”。
如今，工人村共有约5万人，没有派出所，仅有两个警务站。民警任务繁重，四处奔波办案。附近的居民，已有一年多没见到站里有人出入了。
社区建设的投入也同样不足。2002年改制完成后，炼厂社区每一年都会头疼经费的问题，特别是对治安影响最大的人口来源调查经费，一直是尴尬的“零元”。
资源的枯竭，让政府无力加大对工人村社区建设的投入。生活在工人村的人，遂成了政府眼中的“隐身人”。
警力和资金的双重不足，使得工人村成为社会管理的空洞。社区工作人员肖黎感觉很遗憾：“连逃犯都把这里当作了躲避的天堂，因为没有人管。”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