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3年第4期 作者：余玮 原题为：伟人身边人细诉伟人身边事（一）――访“红墙医师”王新德
王新德（1924―2009），著名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我国帕金森病学科奠基人。1924年11月出生于浙江上虞，1950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及第一附属医院神经科主治医师、副主任、讲师，卫生部北京医院脑系科副主任、主任；出任过卫生部北京老年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华神经病学学会、中华老年医学学会主任委员与名誉主任委员，世界神经病学联盟锥体外系疾病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医科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神经科杂志》名誉主编和常务编委。系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为《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主编，世界《帕金森病及相关疾病杂志》编委。
大约在10年前的一天，记者在卫生部北京医院家属院里左寻右转了好久，记者才发现一栋楼的楼梯旁有一个老人在微笑着招手示意――他就是我们此行要采访的人――我国著名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曾任毛泽东保健医师的王新德。走近了这位老人，也似乎走近了中南海的红墙。
“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
自上世纪60年代始，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成员，王新德直接参与或负责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胡志明等多位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的医疗保健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他每周会有一两次走进中南海那道神秘的高墙，为保障、挽救、延长这些政治巨人的健康和生命尽心尽力。
来自中南海的故事总让人敬畏而神往，记者期待王老能够讲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追问，他只是笑着连连摆手：“不能讲的，不能讲的……”
当记者就海外出版的、李志绥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的某些情节提出质疑时，一直守口如瓶的老人才打开话匣：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1971年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主席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医疗组，是1974年6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领导决定成立的，直到主席逝世，共两年多。我是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当时是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李志绥是中南海的门诊大夫，我清楚第二次根本就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王新德情绪激动地回忆道，说完，他站起身找来一些资料来证实。
原来，毛泽东的医疗组第一次是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组建的，李志绥在起初当过医疗组组长，后来决定由吴洁（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担任这次医疗组的专家组组长，对保健、医疗、抢救等业务负总责，护理工作由日夜坚持在第一线的护士长吴旭君负责。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医疗组就结束了。
王新德是1974年夏被抽调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的。1974年冬日的一天，王新德接到电话通知有特殊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去给毛泽东看病。“初次见到主席，很紧张，毕竟对这么一位伟大的领袖有一种敬畏心理。事实上，他是很有魅力的，很幽默、风趣，也随和。当时是我一个人去的，感觉挺好。见主席的次数多了，后来就不紧张了。”
聊起这段经历，王新德变得滔滔不绝起来，他情不自禁地向记者“泄露”了死守多年的“天机”，认为主席这位伟人并不是想像中的那样言必称马列、张口闭口都是国家大事：“第二次去主席那儿，有李志绥（中南海门诊大夫）、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作保健医生）陪同我一块儿去。当时主席说话不畅，我检查了他的神经系统。之后，解放军总医院黄克维、上海第一医院张沅昌、上海第二医院徐德隆一起进行了会诊。”
“主席见人，有个习惯，他要问，你姓甚名谁，哪里人氏，多大岁数，等等。第二次见到主席，主席问我姓名，我说我姓王；他说姓王蛮好，问是不是琅琊王的王，我边答应边点头。”
王新德当时所见到的毛泽东，已不再像以前电视、电影里所见的那样“红光满面”或“神采奕奕”了，而是比较憔悴，皱纹爬满额头，头发花白，显得苍老多了。此时的他已是风烛残年，步履艰难，四肢僵硬，口齿含糊，但他的头脑仍然清醒。“主席躺着，我仔细地作检查。我伸出手来，脱去主席的袜子，拿棉花棒划他的脚底，主席有腱反射亢进。随后，我又检查了主席的舌头。舌头有萎缩，有纤维颤动。根据症状，我作出了自己的判断。接着，整个医疗小组进行了讨论，综合大家的意见，再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有关情况大家要绝对保密。”
1975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主席做眼科手术的是著名的眼科专家、后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的唐由之教授。王新德说：“1975年春节大约是2月份，在杭州与唐由之等专家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毛泽东从长沙转到杭州疗养，在杭州我们对主席的白内障病情作了讨论，形成了两种可行的治疗方案：一是针拨，另一个是西医治疗。最后定下的是针拨。”回北京后，几位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之后由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才同意手术方案，并成功实施。
“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我只治病不想探‘秘史’”
毛泽东平时吃饭很简单，经常粗菜淡饭，以红糙米、小米、芋头、黑豆为主食，菜少不了一碟干辣子，有时用馒头夹着辣椒吃，一般四菜一汤，一个人吃饭时常是手不释卷。毛泽东卧室里除了书报与文件，没什么值钱的器具与古董，他的生活俭朴，如果非要从中找出一点所谓“奢华”之处不可，倒也有两点勉强可以算做 “奢华”――一是嗜烟，二是吃红烧肉。不喝酒的他，香烟是一根接一根，并尤爱吃红烧肉，认为吃肥肉补脑子。“主席饮食不讲什么养生之道，喜辣、喜烟、喜荤，处处犯着医学禁忌。我到后，可能是由于病情的发展，他不得不听取保健医生的劝告，改变了饮食习惯，不再有这些嗜好了。
生病期间，在工作人员与医护人员面前，毛泽东从不表现出痛苦、阴沉与悲观的表情，并尽量不让疾病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叫人知道。他不忌医但忌药，病重了才无可奈何向医生妥协。在医生给他看病时，他总是幽默地谈话，解除医生的紧张和顾虑，并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忍受病痛的折磨，跟疾病作斗争。“为了摆脱缠身的病痛，转移注意力，主席总是不停地阅读文件与书籍。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帮他举过书或文件，他用放大镜阅读”。毛泽东病重以来，一直躺卧在床办公、看书，站起来都相当困难，更不用说走路了。
对于生老病死，毛泽东总是抱着乐观、自然的态度，从不因为晚年病魔缠身而失去信心和力量。当记者向王新德问起毛泽东对自己的病是否关心时，王新德说：“主席对生死看得很淡，当然也关心自己的病情，他在病重时说希望你们如实对我讲，我的病怎么样，你们也不要怕；若是孔夫子还在世，地球上就装不了这么多人了，绝对容不下，不挤破地球才怪。我们当然不能跟他讲实话，留有余话，医学上讲究保护性医疗，不能跟危重病人讲实话。”王老说这话时，显得特别认真，还不时地问记者听懂了没有，生怕记者听不懂他的江浙口音而记录有误。“可能是我的字写得比较好，好多关于主席如何治疗的请示报告都是由我代笔的，送上之前先给主席看看，他认同了便写个‘同意’，请示内容是我们保健专家的治疗方案或意见”。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生活方面的关心早已被传为佳话，而他对身边保健医护人员政治生命的爱护则更让人感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席有一次因心肺病和缺氧休克，经抢救而复苏。江青借机将主席身边的医生、护士说成是反革命特务集团，并吓人地举出苏联‘白衫阴谋’的例子”。而毛泽东听了江青的话后说，你说这些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江青没有贸然回答，主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就这样，主席保护了他身边的医生与护士们。当然，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缺点从不姑息，总是严肃指出，这也是有口皆碑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涉密的范围和程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只有机要秘书才能送文件、报告与信件，未经毛泽东本人指示，任何人都不得翻阅，连他的亲属与子女也不例外。“我们作为保健专家，我心里很清楚，主席是领袖，我是医生，这就决定了我在医疗范畴内，该问的就问，该做的就做。而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做的，坚决不做，一般只看病不问政治。对于中央领导人，找看病就看，看完以后，我们不会和他们主动联系。大夫，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我们和这些中央领导的关系，从来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文革”中，对好些领导人，不管你上去了也好，下来了也好，我照样为他们仔细看病”。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毛泽东确确实实地进入了老年阶段，加上长期劳累和“林彪事件”的打击等原因，他身患多种疾病：感冒、肺心病、老年性白内障、心脏病……陷入了病痛的折磨中。
当记者探问毛泽东究竟是因什么病病逝时，王新德坚持自己的原则：“中央没公布，我不去说。外国同行也曾向我打听过，我从没讲，也没什么好讲的。你不要乱猜，我不会告诉你的。”并说，邓小平逝世时公布了他的病种，主席的病可没公布，叶剑英、陈云、邓大姐都没公布，当然我都晓得，中央不讲，我也不能讲。记者一再引导他，希望他能为公众解一个谜，他却一再表示：“对于主席的病，有说是帕金森病的，其实那是对表面情况的一些猜测。我知道，我是神经科保健专家，让我们去，就是要作出诊断，订治疗方案。今天我不会讲，你不要再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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