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3年4月14日第B07版，作者：石剑峰，原题：《金大陆谈1965：“文革”前最富足的年代》。
经过四年的调整，中国国民经济至1965年时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原子弹爆炸，石油自给，提前还清了外债，“到处莺歌燕舞”。而在此时的上海，市民平均消费水平也在平稳增长中，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始终并未被频密的政治运动而彻底扼杀。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认为，“金钱”、“财富”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上海市民的意识中。即便经历了“文革”“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的思想“洗礼”，仍然不曾消散和退却。
您之前写了一本关于“文革”期间上海生活的书《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社会生活史》，那么从1961年国民经济调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上海的社会生活是怎样的呢？比如到1965年，上海的社会生活是否也呈现“非常与正常”的状态？
金大陆：这个话题太大，我仅从当时人们的“金钱观”来讲。197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两首词，其中有一句“到处莺歌燕舞”印象深刻，好像是在说“形势大好”，实际上“文革”已呈现颓势。再仔细一看，原来这词是毛写于1965年的，是指“文革”运动前形势的。自1961年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以来，1962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开始稳步增长，至1965年时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除了原子弹爆炸，石油自给，提前还清了外债等，具体在社会生活方面还表现为：票证供应范围缩小；市场物价回落；给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城乡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较大提高，比如全国人均1962年猪肉供应为4.4斤、棉布11.1尺，到1965年为12.6斤、18.5尺等。
上海如何？在上海，从1963年到196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5.82亿元到26.55亿元再到27.13亿元；城乡居民存款则从7.31亿元到8.64亿元再到9.98亿元，说明当时人民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对“金钱”的拥有和支出也是平顺的。至于，是否有人利用职权和机会贪占“金钱”？有材料说，1965年上海共查处犯有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错误的党员就达1307人。尽管有理念和程序之差异，但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始终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合法”，还是“不合法”；在于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存款的稳步上升，也代表着当时上海市民物质生活开始丰富，但在这背后是否已经涌动着政治潮流？否则从1965年到1966年，仅仅几个月时间，整个社会就开始集体政治转向。
金大陆：与此同时，“莺歌燕舞”的背后却是“阶级斗争”的潮流涌动，从警惕中国“出修正主义”，到“四清”运动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批判“封资修”一片萧然，到江青联络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划发动“文革”的《评“海瑞罢官”》。包括我们出身不好的在学学生，在入团、升学和日常的活动中，都是明显感觉到压力的。难怪当时不少高层干部对“文革”爆发不理解，愤愤然地说：“因为有饭吃了，所以又要搞了！”
您刚才讲到，在“文革”前夕，人民对金钱是有追求的，甚至有党员还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人们对“金钱”的追求是始终存在的。但随着1965年的结束，1966年“文革”的到来，这种“金钱观”发生了变化吗？
金大陆：“文革”爆发的时候，“破四旧”、“抄家”是“革命恐怖”。我们收集了很多抄家的资料，结果发现，“革命恐怖”来到了，有极个别的人的表现是非常特别的。我这个街区有个姓花的地主，那时叫“四类分子”，平时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抄家那个晚上，是花地主家住在市区的孙女、孙子带着红卫兵来的，进行了摧毁式的打击，弄得邻居在旁边都很害怕。有一些人是非常无奈的，真正感到了恐怖。这个例子是复旦一研究生说的，他的爷爷是上海开车行的，抄家的时候害怕得把黄金都拿出来摆在桌子上，等红卫兵来拿。但是，有更多的材料证明更多的家庭是转移财产，是藏匿财产的，方法也各式各样。前些年《收获》杂志有一组“文革”记忆的文章，其中有一女高中生，她的母亲后来改嫁给一个老板了，她就将家中的金条藏在这女孩子的私处，弄得两边大腿都磨破了。也有报道说大串联广场上有丢失的金条。关于抄家物资，初期均登记造册（北京红卫兵抄名中医陈大年家的财产就交到了银行），中后期则发生比较严重的偷盗。
在一般的印象中，因为革命或者“文革”，人们对金钱是没有诉求的，事实是否并非如此？
金大陆：即便“文革”前期，许多事例都证实人们对金钱的认同和追求。下面讲的全是来自档案的材料：1967年时，不少街道工厂挥霍公家的钱，购买电视机、毛巾、保健药品等；筹办一个《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竟然申请二百多人次的出勤补贴，达五千多元。1969年时，上海化工局革委会报告“抄家”物资情况：“全局200个单位有散失、失窃及私自动用的有142个单位，占71%”，一只被偷的钻戒就是从门顶上的肥皂中挖出来的。以上数例均发生于单位体制内，具体表现为假“公”济“私”、化“公”为“私”、盗“公”为“私”，等等，总之，是通过各种技术性的手段，以“公”为“私”。在此，“公”不仅是大头，更因为是“公”才具备成批量、集团性地化为“私”的可能，即在当事人的普遍的心态和认知中，“公”成为了“私”的源头。
再看发生于1976年的两个事例：1976年时，因有大量的肿瘤病人及家属来往于上海肿瘤医院，其旁边的上海保健旅社就公然成了“票证交易”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住在旅社旁的八十四岁的孤老太康翠英，便用家中的煤炉“代客服务”：代烧鸭子四毛钱一只，代煮蹄三毛钱一个，弄得生意火热，群众反映康老太每天收入二元多。于是，康老太扩大生产规模，“从一只炉子扩展到三只炉子，从清晨到夜晚十多个小时炉火熊熊”。邻居纷纷效仿，其中一家搭建违章厨房，准备大展“宏图”。
再据1976年6月的简报，上海《文汇报》记者在一周日的下午，分别在淮海路、延安中路、南京东路现场观察，两小时内共发现五处十六人次的摊贩现象，这些摊贩一般都是男女搭档，一个叫卖，一个望风，主要出卖自己编印的《菜谱一百种》《家具图样》《绒线编织法》和《数学游戏》等，能赚不少的钱。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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