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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去世有人写挽联污蔑邓小平“该死不死”

www.sinoca.com 2013-04-10  人民网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就是从那个谣言开始的。

  在那关键时刻,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召开座谈会,以吊唁胡耀邦同志为名,攻击邓小平同志1983年10月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6年12月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新观察》那次座谈会回来告诉我:龚育之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批评中央为胡耀邦同志去逝而发布的讣告不公平,对胡耀邦的评价太低了。他说,1976年毛主席去逝时,中央发的讣告用了“四个伟大”,其中一个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次中央为胡耀邦去逝而发的讣告中,只说胡耀邦同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说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讣告里只用了“三个伟大”,缺了一个“伟大”。

  龚育之的理由是,马克思只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加了“唯一”这两个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所以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观察》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九风波”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刊登发言的那期《新观察》杂志虽然被查封了,但是,其中的许多错误言论并没有受到认真批判,至今还在一些人中流传。

  三十年前,胡耀邦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组织和领导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当年,对于批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前面已经作了充分肯定。

  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具有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是不科学的。

  多年的经验证明,理论上差之毫厘,实践中会谬以千里。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至今还在流传,有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仅凭一时一地的实践经验就作出决策错误的决策,带来恶劣后果;所以,有必要对这句话加以分析研究,作“再思考”。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集,第16页)

  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简化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看是可以的,也是恰当的。

  但是,列宁说得好:真理“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11页)

  列宁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在欧洲大陆的西海岸驾驶一条轮船,一直向西开。你每天站在轮船上看大海,今天看到的大海是平的,明天看到的大海也是平的。你驾的轮船向西开了一两个月,绕地球转了一圈,回到了出发的那个港口,你还会以为海洋是平的,不相信地球是个“圆球”。因为你每天看到的大海都是平的。

  类似的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次看到、遇到。所以,过分夸大实践的作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使真理变成了错误。”

  为什么不应当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列宁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33页)

  列宁说:“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见《列宁全集》第23卷279页)

  我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是一个典型例子。

  1980年、1981年,我国农村普遍推行了把土地平均分包到户的“大包干”――农民“交够国家的(农业税和粮食征购任务),留够集体的(集体提留部分),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由于“大包干”打破了过去那种“大呼隆出工”、平均主义分配的“左”的体制束缚,农民又有了生产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连续几年,粮食年年增产。1984年,我国的粮食等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有的同志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认为“把土地平均分包到户”的体制是最好的农村经济体制,宣布“一定三十年不变”。

  可是,从1985年开始,连续几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停滞不前,有些年份、有些地方还有所下降。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各级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大笔专款“反哺农村”,在化肥、农药和农用机械方面支助农民。尽管如此,1985年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仍然远低于1984年以前的那五年。绝大多数农民至今没有富裕起来。

  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可惜,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指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管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部门,仍然固守1980――1984年的“实践经验”,坚持“土地分包到户”,一定几十年不变。

  今日中国的“亿元村”、富裕村(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都是不搞“土地分包到户”,而是“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子。而最早被各报大力宣传的“包产到户的先行村”――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至今没有富裕起来。小岗村的农民自我概括说:大包干后,三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入富裕门。

  道理很简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有其特殊规律(不同于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特殊规律),一家一户承包四五亩(南方农村)、七八亩(北方农村)耕地,并以此为生,是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难以实行“科学种田”,连农田水利建设、消除病虫害和土地改造也困难重重。无论农民多么勤劳,单凭那一小块农田是富裕不起来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加以简单化、绝对化,不是从全部总和,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和实践,单凭一时一地的实践经验就作出判断,并把它奉为“绝对真理”,那是会犯错误的。

  2008年5月11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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