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泸州地委书记忆三年饥荒:骗孩子杀 煮熟卖肉

　　于克书上书，还有一个背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 信》，随信印发了不久前发现的毛泽东写于1930年春的文章《关于调查研究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 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大 辞典.社会主义时期》2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为此，胡耀邦给十八个省市团委书记写信，强调要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青 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要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向中央反映情况，而且不能是一般的，要是政治政策上的。要调查研究。在这背景下，团委下去调查研究，向市委 反映了很多情况和社会问题，大约1962年4月，团中央开座谈会，大城市的团委书记或部长参加，团中央要大家打破框框，大鸣大放，揭露矛盾，总结经验教 训，不要有什么框框限制。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作为中央委员，于克书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到北京出席会议。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是 他们的老朋友，听他们说起四川的严峻情况，立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便找廖伯康单独谈话。随后把谈话内容整理成简报交给了中共中央书记 处。这才有了杨尚昆代表中央书记处约廖、于二人谈话的事。为“掩人耳目”，避免被四川省领导人闻知，当时还以另外的借口给廖、于二人向团中央全会请了假。 廖伯康事后感慨：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这样遮遮掩掩，如同地下工作，说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

　　在那次谈话中，杨尚昆首先打消他们的顾虑，说不是找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找你们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又说，中央知道四川死人情况严重，有逃荒到陕西凤州的人写了《一字一泪诉川情》给国务院办公厅，转到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看后也很震惊。他们还收到另一封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的信，也写得很好(杨尚昆不知就是坐在他面前的于克书所写)。廖伯康汇报了他根据省委文件有关各地人口数字的前后数据推算出来的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数字已超出1000万人。杨尚昆比较了中央办公厅所掌握的数字，认为廖伯康的数字是可靠的。廖伯康和于克书还反映了李井泉强调四川特殊，许多中央文件得不到纬度执行，独断专行，主观臆断，瞎指挥，上骗中央讲假话，下压群众隐瞒真相，专横跋扈，打击干部，搞一言堂家长制等。后来廖伯康说，他们为这三个多小时的汇报，挨了二十年整，比大跃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还厉害。

　　杨尚昆听汇报后，立即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干部到四川调查。为避免引起四川领导人注意，特地从中央一些部委选派了司局长一级的川籍干部十多人，以回乡探亲访友名义分别赴川“微服私访”。只有萧风(原《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总编室主任，这时已调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不是川籍干部，因他参加过调查安徽同类问题，有经验，也获准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参加了调查。

　　调查中，四川地方干部普遍反映，希望中央将李井泉调离，邓垦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另调胡耀邦来四川主政。

　　在全国大饥荒中，河南信阳和甘肃、安徽几个地方的问题被中共中央发现后，都作了严肃处理，一些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分。但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因此，萧、李、廖等人都认为，四川的主要领导人李井泉应该得到严肃处理。

　　与此同时，于克书的“匿名信”也被批发给中央领导人传阅，为了不让李井泉看到后进行追查和打击报复，杨尚昆特地让中央办公厅将这封信只批发给“在京政治局委员”，但这事仍被李井泉知道了(他的一位老上级看到后转告了他)，预料中的追查和打击报复不久就开始了。

　　1962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与七千人大会时相比，风向转了。1963年春节后，四川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接着，4月23日至5月8日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始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整“萧、李、廖”等人，于克书写信的事也被一位曾经建议和鼓励他上书中央的同事揭发出来。萧、李、廖等人遭到多次大小会议批斗。他们先是被停职反省，然后处分，萧泽宽被免去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职务，调到农村搞“四清”;李止舟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弄到第二砖瓦厂当副厂长;廖伯康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弄到建筑工地当工人;团市委副书记王竹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下放基层;于克书、赵济(团市委副书记，李止舟夫人)免除职务，降职另调工作。重庆团市委五个书记撤换了四个。本来副市长邓垦也要被定为这个“反党”事件中的首犯，但因碍于邓小平与邓垦的兄弟关系而没把他划进去。后来邓垦自然在四川呆不下去了，向邓小平提出，通过组织调到了武汉。

　　得知四川处理“萧、李、廖”，杨尚昆和安子文(中央组织部长)分别向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再追了，明确说对四川灾情的调查是中央派人去的，再追就追到中央头上了。但李井泉不予理睬。因为他已经摸到了毛泽东的脉搏。认定“萧、李、廖”等人是在四川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现在是“左派”反击的时候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李井泉将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后贬至四川先后任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绵阳地委副书记的张黎群抛出来作为 “黑帮”狠加批判，，按照四川省委的统一部署，《重庆日报》6月13日发表了题为《戳穿〈巴山漫话〉的黑幕，剜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文章，在批判《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专栏时，公开点名批判重庆市“萧、李、廖反党黑帮”，说“《重庆日报》的《巴山漫话》，不是张黎群一人搞的，而是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人共同出谋划策，合伙经营的。廖伯康等人到处煽风点火，攻击三面红旗，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焰十分嚣张。”文章号召“市级机关广大干部职工昂扬斗志，穷追猛打彻底挖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已遭处理多年的“萧、李、廖”，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直到1966年底群众性造反风暴掀起后，各级党政机关瘫痪，“萧、李、廖”等人才得以脱身上北京告状。当时以北京地质学院一批学生为主，帮助他们向中央申诉，要求翻案。这些学生查阅了档案，发现他们这些所谓“反党黑帮”完全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诬陷的，因此对他们大力支持。但中央文革对他们一次次报送的申诉材料却始终不予置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们并非为了社会公正而支持群众造反。在1968年3月15日的讲话中，“无产阶级司令部”更是明确表示了不准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翻案的态度。萧、李、廖等人再次被关进 “清理阶级队伍”的集训队，与当年批判他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一起，遭到“斗、批、打”的残酷折磨……

　　近年来，已经先后离休的萧、李、廖等人都用了许多时间对那段历史进行严肃的回顾与反思。他们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纠缠历史旧账，而是为了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向前发展。在党史工作者的帮助下，他们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录已经写成，正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