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多数“文革”参与者只谈受迫害不愿谈害人?

　　一是从文化看，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缺少忏悔和赎罪的传统。中国的文化被李泽厚称为“乐感文化”，以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和东邻日本的“耻感文化”。如果说，“罪感文化”依靠启发人的良知，并通过忏悔和赎罪来减轻人的内心的犯罪感，那么，“乐感文化”正如这个名称所显示的，它更重视现世的快乐，企图通过在人的伦常日用的人生快乐中实现超越，这也就不可能给忏悔以位置。因为忏悔的前提是正视罪的存在。

　　中国文化的这一特点，根源在于性善论，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对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我们的文化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追悔莫及、悔不当初等，但就是没有悔改，没有对生命的忏悔，充其量，我们只能做到“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用学术的语言说，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无需忏悔。

　　除此外，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而忏悔恰恰需要这样一个无限的信仰对象存在，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一样。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但又必须有所信仰，所以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经存在过或正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作为神化、信仰的对象，他们被认为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们的主导意识是服从。这说明，中国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向“家长”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这段解释参考了学者王晓华的观点)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乐感文化”实际与日本的“耻感文化”是一致的，而迥异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所以，面对纳粹德国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德国总理勃兰特可以向波兰人民下跪谢罪，日本则做不到这点。中国出现的则更多是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二是从生存环境看，生存艰难造就的“灾民理性”，也使得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灾民理性”是任不寐先生在其《灾变论》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灾民理性”概括为：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我觉得用来解释中国人的生存法则很贴切。

　　所谓“灾民理性”，意指在灾民社会里，由于物质极度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于是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为了生存，可以蛮不讲理，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低级的营生。总之，“活着”是人生的最高目标，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等皆是生存手段，是为更好地“活着”服务的。

　　从上述解释来看，虽然千百年来，灾民并不是经常出现的，但由于人口的膨胀、资源的有限，贫穷和生存环境的恶劣却一直是中国人生活的常态，这就使得中国人的“灾民理性”十分发达，并集中体现在所谓的生存智慧上。这些年来，各种形式的“厚黑学”、“潜规则”以及“官场文学”的盛行，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承平时候也许表现得隐晦一些，一旦突发灾难和危机降临，蛰伏于人们心中的“灾民理性”便暴露无遗。因此，当一个民族被“灾民理性”所支配，忏悔意识就只能是一种稀缺品。

　　看了上面的分析，或许有人会问，“灾民理性”是不是与“乐感文化”相冲突?表面看有些冲突，其实两者恰好互补。正因为中国人深知生存之艰难，所以才更重视现世的享受，也就缺少敬畏。只不过一个侧重于物质层面，一个侧重于文化领域，但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元素。

　　“乐感文化”也好，“灾民理性”也罢，事实都离不开权力的因素。因而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第三个因素，要从权力对社会的主宰中寻找。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弱肉强食都是存在的，只不过社会进化到现在，对强者有一系列规则和制度约束，尽管如此，也并不能完全消灭强者对资源和权力的占有这一现象。就中国来说，几千年来，我们是一个权力主宰的社会，掌握社会公权力的人是社会的强者，他们实际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这导致社会向权力看齐，从而培养了人们的权力崇拜。在这种社会中，掌权者如果能够成为社会的道德表率，还好说，问题恰恰在于，他们的道德规范并不高于普通人。从过往的历史看，权力占有者每每在历史关键时刻表现出的行为，与他们对权力和资源的占有是不相称的。当权力占有者——也包括垄断知识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没有表现出对历史应有的担当，不愿对自己的错误反省、忏悔，甚至有意遮蔽历史真相时，想要作为跟随者的普通人去认识错误，自我惩罚，也不可能。后者的策略是，既然首恶者都不认错，我也就不必认错，以此躲避良心的谴责，并在时间的长河中自我麻醉。

　　从群体的角度看，这样做当然也有道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群体的麻木不仁并不代表就可宽恕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责。如果别人的不忏悔可以作为自己不忏悔的理由，那只能说明你的灵魂也已堕落，假如因此可以求得心灵的安慰，自无话可说;假如因此并不能解除曾经作为一个加害者的良心的不安，为什么不去为自己做过的恶事而忏悔?

　　好在持此种认识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我读到的上述几篇文章，就表现了这种趋势，作为曾经的加害者，他们并没像多数人那样为自己开脱，而是勇敢地选择了忏悔，这让人稍微宽心，表明我们这个民族还有能力自救。历史不是冤冤相报，作恶者可以宽恕，但宽恕必须以悔罪为前提。若对自己的罪责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不愿诚实地正视历史，真相只会被遮蔽，历史会在黑暗中越走越远。所以，我们需要忏悔，既为自己，也为民族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