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部分城市患严重城市病 七大城市化病症困扰

中国部分城市已患上严重“城市病”

　　推进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关键一点是针对性预防和治理城市病，为所有城市居民创造一种可以幸福工作、生活于其中的氛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倪鹏飞

　　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同时，由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难以跟上城市化增长的步伐，加上缺乏科学、合理和前瞻性的人口及产业的空间活动的规划及政策引导，中国城市化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中国一些城市已经患上比较严重的“城市病”。

　　“城市病”是指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中国所表现出的特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安全弱化等。中国不同规模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这些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

　　七大病症困扰中国城市

　　交通拥堵：城市交通难以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要。主要表现在：城市交通设施缺乏，交通拥堵严重，城市居民日常交通耗时过大，城市居民对交通状况评价较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对中国城市幸福指数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居民对本城市交通状况表示“非常满意”、“满意”分别占18.6%、8.7%，满意率合计仅为25.3%。

　　环境污染：主要体现为城市水资源等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绿地资源等优质环境资源供给不足，更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城市卫生环境总体评价偏低。中心城市、特大城市已对水资源自然循环带来极大压力：中心城市、特大城市2009年每平方千米供水量分别达到16万吨，8.8万吨，对水资源的自然循环带来极大压力；人均绿地资源不足：人均绿地面积在20平方米以下的城市达86个，占286个样本城市的近1/3；城市居民对环境卫生满意度评价低：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对中国城市幸福指数的全国性调查发现：全国35个大中城市居民对本城市卫生环境评价满意率仅为38.9%。

　　贫困失业：指城市经济发展收益无法为所有城市居民分享，部分居民被迫处于贫困或失业状态。在中国，贫民窟现象虽然没有巴西、印度等国家那样严重，但也常以生活配套水平较低的城中村、棚户区等形式存在。据民政部门统计，我国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是2334万。而有学者认为，城市贫困人数约为6000万，占城市总人口比例的10%。中国城市失业问题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时相对并不严重。但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受全球需求放缓影响，中国城市经济规模增长放缓，导致大量人口失业。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社会蓝皮书》的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城镇的经济活动人口失业率大概是9.4%。如果以此推算，中国失业率甚至超过了直接遭受危机冲击的美国7%失业率。2010年期间，中国35个大中城市居民对所在城市就业状况即满意率仅为31.3%①。

　　住房紧张：当前中国城市最受关注的议题，是中国城市病的主要症状之一。住房紧张总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均住房面积不足。总体而言，人均住房面积随着中国住房供应量的上升，呈现平稳上升趋势，但离满足居民住房需求还有较大不足，特别是中心城市表现严峻；二是住房可支付能力偏弱。《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0―2011）》测算了1999―2010年上半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住房支付能力指数，发现：2010年上半年中国支付能力很弱的城市数达到13个②。

　　健康危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单个城市人口规模一般控制在100万以内（除极个别城市以外），重要的考虑因素在于瘟疫等重大传染病的严重威胁。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医疗卫生水平的进步为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创造了条件，10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不断形成。但城市人口高密集分布依然对城市防疫工作提出重大挑战，加大了流行传染病传播的控制难度。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大规模流行期间，中国四大直辖市确诊病例占中国内陆确诊病例的47.5%；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暴发期间，中国四大直辖市确诊病例占中国内陆确诊病例37.4%。而中国四大直辖市总人口仅占中国内陆总人口的约5%。2010年对全国35个大中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当地医疗卫生状况表示非常满意或满意的分别为11.6%、21.8%，满意率仅为33.4%③。

　　城市灾害：一个重要表现是城市火灾事故频发，且造成严重后果。城市建筑在防火方面存在两大先天劣势：一是建筑密度大，火灾事故容易蔓延，不利于人员疏散；二是建筑高度高，不利于消防救援。

　　安全弱化：指违法乱纪等行为给城市居民的社会安全感带来的负面影响。2009年期间，我国中心城市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量高达74.4件，特大城市为26.4件，中小城市为27.9件。刑事犯罪行为会对城市居民社会安全感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导致其社会安全感弱化，幸福感下降。

　　健康城市化，先治城市病

　　推进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关键一点是针对性预防和治理城市病，为所有城市居民创造一种可以幸福工作、生活于其中的氛围。一些城市已经做出了十分积极的尝试，如重庆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广州提出“五个更加”等，根据城市病的产生机制，我们认为：预防和治理城市病总体上需要从两个基本方向入手：

　　第一个方向是人口和产业空间分布均衡化调整，建构一个适度倾斜而平坦的城市中国。人口在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分布不均，部分区域人口密度过高，超出其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最大承载能力，但更多区域其人口密度仍位于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最大承载能力范围内。

　　人口空间分布均衡化调整目的是推动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迁移，以满足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承载能力限制。对单个城市而言，可行的思路是通过培育城市副中心，改进城市郊区生活条件及交通可达性实现城市人口多中心布局，或部分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布局。

　　超越单个城市，将视角拓展至区域层面，比较有利的尝试是：围绕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培育一批富有活力的中小城市，形成集群式发展的城市群；或沿国家经济主干线（一般为国家交通主干线）促进沿线城市联动发展形成城市带。

　　第二个方向是提高城市配套建设与管理服务水平。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最大承载力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与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社会管理的水平呈负相关。因此，提高配套建设与管理服务水平等同于在资源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扩大人口承载能力，缓解城市病。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行。本次世博会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探索创造可以为市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未来“和谐城市”是贯穿上海世博会的核心理念。

　　为此，上海世博会特设“城市最佳实践区”。这些全球城市最佳实践案例为提高城市配套建设与管理水平，解决城市病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启示与借鉴。对中国城市而言，可考虑从以下方面入手：创新完善交通体系，改进通勤效率；提高生态资源利用效率，增进生态资源供给与循环；提高就业能力，拉动居民收入增长；加大商品住房供给能力，提高公共住房保障水平；提高卫生医疗体系质量，扩大医疗保障覆盖；增进灾害防范意识，提高灾害应急处置能力；完善社会安全网络建设，增强居民社会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