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作家文摘》2011.8.5，文/薄一波
我生于1908年2月6日(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正月初五)。我家祖祖辈辈务农，原籍(山西定襄县)芳兰镇。芳兰是个大镇。刘、薄两家是大姓。镇上共有两千多户人家，人多地少，谋生不易。到我高祖父时，立足不住了，于1827年(道光七年)举家搬到离芳兰镇15公里的张家庄。
我祖父母死后，由伯父管家。我伯父读过几年书，会写写算算，在蒋村同某人搭伙，开了个纸坊，他当掌柜，人们都叫他“昌有掌柜”。我父亲没有上过学，从小就干活，给人家打小工。12岁那年，他在张家庄做小工，脚手架倒下来了，砸断了他的右胳膊，胳膊总算是给接上了，虽没有完全复位，倒也不影响干活。我伯父的小算盘打得很精，而且冷酷无情，祖父母死后，他就提出来要分家。我父亲比他小15岁，很怕他，把他当老子看待，只能依着他。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与其说是分家，倒不如说是他把弟弟从家里撵出来了。我的父母，带着我哥哥，不得不再一次步祖先的后尘，抛别三辈人的故土，搬到了我外公外婆家所在的蒋村。我父母人缘很好，张家庄的人，不论亲戚、朋友，还是一般乡亲，都十分看不惯我伯父的做法，对我父母的遭遇深表同情。后来，我家每年都要到张家庄扫墓上坟，走亲访友。直到多年后，我参加革命了，遭到通缉、追踪，在蒋村遇到危险，不得不离开的时候，仍把张家庄当作首先考虑的落脚点。
蒋村在县城东面20里，正好坐落在忻(州)定(定襄县)盆地的盆沿上，背靠着山，面向着平川，是全县比较富裕的地带。地下水丰富，打的井很多，造纸业很发达，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蒋村造纸业规模较大，用人就多，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那时到蒋村打短工晒纸的男人，平时也有十来个人。我父母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我家搬到蒋村时，父亲的堂舅帮了大忙，让父亲一家三口住到他自己家里。老舅爷又找到我三姑父，让他在自己的纸坊里给我父亲安排了活计。这时我哥哥才4岁，到蒋村的第四年我姐姐出生了。要解决一家4口的吃穿用，父母亲只好起早搭黑地拼命干。我父亲干重头活，母亲晒纸，干家务，从来不闲着。
三姑父见我父亲干活是一把好手，支撑个纸坊没问题，就安排他和蒋村一个姓朱的合伙办纸坊。纸坊起名“万盛昌”，字号虽起得响亮，其实没有什么根底，房子、设备是从一个姓胡的地主那里租来的。朱能写会算，就由他管账，平时也干抄纸活。我父亲是“领作”，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班组长兼技术员了，既要安排、指导别人干活，自己也要全力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纸坊坚持下来了，而且越干越好，收入逐渐增多，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
我父亲叫薄昌福，是村里有名的好劳力，吃苦耐劳，干的活又快又好。他沉默寡言，脸晒得很黑，表情显得格外严肃，有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黑脸阎王”。他心地善良，为人忠厚、忍让，是村里村外人所共知的。
就在我母亲生四弟的那一年，我伯父家道衰败。一天，他怀里揣着刀子，站在周家堡子五道庙、财神庙路口，等我父亲从纸坊回家。见到我父亲，他便说：“你站住!我现在过不了日子，给我40吊钱!”我父亲一听就愣了，说：“我一年也不过赚40吊钱，都用来养家活口了，都用完了，手头实在没有积存。”伯父脸一沉，唰地从怀里掣出一把刀子，在手里掂了掂，大声说：“那好，没有钱，你就把我杀了吧!给你刀子!”我父亲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答应给他借钱，最后借了高利贷。我母亲很难过，要找伯父讲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人家讹咱，总比咱讹人家好。”
这一年我4岁，已经记事了。就在伯父讹走40吊钱后不久，一个晚上，母亲闹肚子痛，额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流。我吓坏了。母亲说：“书存儿，别怕，快去纸坊叫你爹!”那时父亲晚上也在纸坊干活，不回家。纸坊在村西头，离家有一里多路。我赶快跑到纸坊，父亲二话没说，抱着我就往回赶。回到家里，他忙碌了一阵子，传出了婴儿响亮的哭声，是弟弟出世了。家里添丁进口，本是大喜事，我父母却相对无言，默默垂泪。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拿什么来养活这个孩子呢?父母亲在无限悲苦中，狠着心把他溺死了。
我父亲虽一向宽以待人，能忍则忍，但办事绝不含糊，从不受人左右。只要他拿定了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他决定送我上学的事就是一个例子。我初小毕业以后，他本不打算再让我上学，犹豫了好久，但下决心让我上了，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高小毕业后我要继续升学，他二话没说，同意了。村里有些人觉得这与我们的家世身份不相称，说起风凉话来了。对付这些闲话，他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予理睬”。
我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没有多少政治内容，只是讲些学生的在校活动，例如“国语辩论会”某一次辩论情况，等等。《山西日报》不给稿费，只给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放假期间就寄到蒋村。蒋村从来没有订报的，突然看到经常有《山西日报》寄来，一个月不断，议论就多了。有的说，一定是书存入了混(共)产党，不看报不行。我表兄(三姑父的二儿子)一听就急了，特地找到我父亲说：“舅舅，咱的日子也算是过得不错了，二小子怎么还想加入混(共)产党?现在还有口饭吃，混(共)了产以后吃什么?”我父亲苦笑着对他说：“穷人不找混(共)产党找谁?你别多管闲事!”
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雁北以后，我把父母亲从家乡接出来，送到了陕西汉中。作为山西“出了名”的抗日干部家属，他们再在家乡呆下去，危险太大了。可以想见，眼看着用一辈子的血汗创下的家业弃于一旦，父亲心里是多么痛苦。他不久就一病不起，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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